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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松: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一)
日期 2026-10-21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北京云阿云

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

导读:这是一场关于未来战局与产业主权的正面争夺。商业规模已经筑底,国防需求正在引爆——人形机器人正从试验场冲向列装线。工业经济性拐点迫在眉睫,家庭场景爆发在即,十万亿市场规模迎来巨富风口。报告全文20万字,由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20日星期二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报告提纲

第一章时代变局与政策环境

一、全球产业竞争与安全格局的双重变奏

(一)人形机器人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1、2025年中国占全球出货量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产业格局

(1)商业主导地位为国防应用提供产业基础

(2)美国陆军启动x科技人形竞赛评估商用技术军事化潜力

2、从商业竞争向安全议程的传导

(1)乌克兰战场无人系统实战经验对各国国防规划的冲击

(2)人形机器人被纳入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视野

(二)具身智能与国防智能化的交汇

1、智能化战争形态演进对通用平台的需求

2、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化的内在逻辑

二、政策工具箱的密集释放

(一)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纵深推进

1、2026年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的核心部署

(1)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

(2)加快建设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目标路径

2、“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军民融合信号

(1)推进军民标准通用化,打破军用民用标准壁垒

(2)“小核心、大协作”体系引导民用市场主体参与配套

(二)民参军准入与激励政策

1、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域扩展

(1)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竞争性采购的推行

(2)许可进入、任务竞争、税收优惠的同等待遇原则

2、军民两用技术开发的项目申请通道

(三)实景实训与场景开放的政策牵引

1、工信部与国资委联合推动的万台级落地目标

2、三百余个重点场景的开放机制与国防场景的衔接空间

三、国防预算与采购结构变化

(一)2026年国防支出的一点九四万亿元安排

1、增长百分之六点九的增量投向

(1)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

(2)先进武器装备发展与国防科技创新

2、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建设的预算优先级

(二)采购机制对新兴技术企业的适配性

1、快速采办通道与竞争性原型的制度空间

2、军方直接对接商业人形机器人企业的路径

第二章军民融合产业逻辑与产业范畴

一、人形机器人作为军民融合典型载体的独特属性

(一)技术底座的高度同源性

1、运动控制、感知决策、人机交互的军民共用技术栈

2、商业规模效应对国防采办成本的压低效应

(二)产业能力的双向溢出

1、民用供应链对国防装备保障的支撑价值

(1)核心部组件的民用产能转化为战时动员基础

(2)商业迭代速度对军用技术更新周期的压缩

2、国防需求对民用技术成熟度的牵引作用

(1)极端工况可靠性要求倒逼工程化水平提升

(2)军工研制标准向民用产品的质量溢出

(三)人才与知识的跨界流动

1、国防科研院所背景团队进入商业赛道

(1)国防科技大学机器人实验室团队创立先途起源的案例

(2)军工装备项目管理经验在商业产品定义中的价值

2、军民两用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保留

二、产业范畴与统计口径的军民二分与交叉

(一)民用整机与军用改型的对应关系

1、商业通用平台与军用任务载荷的集成逻辑

2、军用规格对民用本体的改造需求

(二)产业链环节的军民分布

1、上游部组件的军民通用程度

2、中游整机的军民分线生产策略

3、下游场景的军民分野与交叉

第三章军事应用场景与技术需求

一、战场任务的替代逻辑与能力匹配

(一)人体形态的战场适配优势

1、对现有轻武器与载具的直接操作能力

(1)无需专门稳定平台即可使用制式枪械

(2)坦克战车内充当驾驶员、车长、炮长的替代潜力

2、复杂地形通过能力的全面性

(1)奔跑跳跃、越壕翻墙的当前水平

(2)攀爬匍匐翻滚的远期目标

(二)典型作战场景设想

1、城市作战的逐层清剿

(1)国防科技大学六台战斗机器人与地面部队协同的建模场景

(2)五至十年内可用性的研究判断

2、哨戒巡逻与高危任务

(1)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伏羲机器人的侦察巡逻功能

(2)远程操控模式对自主决策难题的规避

二、当前技术成熟度与实战差距

(一)能耗与续航的战场约束

1、高能耗对持续作战能力的限制

2、野外充电与后勤保障的配套需求

(二)环境适应性与可靠性短板

1、受控演示环境与真实战场条件的落差

2、强电磁干扰、极端温度、扬尘潮湿的考验

(三)自主决策的伦理与法律边界

1、开火授权的控制层级设计

2、区分战斗员与平民的技术难题

三、军用人形机器人的研制主体与路径

(一)国有军工集团的牵头角色

1、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等央企的整机研制进展

2、军工院所与商业企业的技术合作模式

(二)商业企业的参军路径

1、直接供货与联合开发的模式选择

2、保密资质与军品质量体系的准入要求

(三)国防科技大学的源头技术供给

1、先行者与铁马的技术谱系传承

2、实验室成果向战场装备的转化机制

第四章商业应用前景:工业与服务场景

一、工业制造场景的规模化落地

(一)汽车与零部件制造的进厂实训

1、优必选沃克系列在多家车企的部署

(1)累计订单金额超八亿元的结构分析

(2)从框架合作到常态运营的转化率

2、电池生产高压带电工序的率先突破

(1)千寻智能PACK产线插接成功率超百分之九十九

(2)安全风险规避带来的明确投入产出比

(二)消费电子与精密装配

1、智元G2在南昌产线的连续运行数据

(1)任务成功率百分之九十九点九

(2)节拍十九至二十秒一件的产线适配性

2、光模块与半导体封测场景的部署

二、服务与特种场景的拓展

(一)仓储物流与商业服务

1、电商仓储夜间无人化作业的需求匹配

2、导览导购与零售场景的交互服务试点

(二)特种作业与危险环境

1、电力巡检与核工业场景的遥操作应用

2、应急救援的移动与感知能力要求

(三)家庭服务的长周期展望

1、非结构化环境的抓取泛化挑战

2、安全标准与伦理约束对家庭场景的制约

三、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家用前景

第五章 军民商业应用的双向拉动机制

一、民用技术向军事能力的转化通道

(一)商业规模对国防采办的经济性贡献

1、民用出货量摊薄核心部组件成本

2、军用改型基于成熟商业平台的开发周期压缩

(二)快速采办与商业技术评估机制

1、美国陆军x科技人形竞赛的启示

(1)一百零三份白皮书提交与五家优胜者的筛选逻辑

(2)从竞赛到后续合同的一百二十五万美元衔接设计

2、中国军方采购公告中的人形机器人需求信号

(1)2025年采购整机及培训服务的招标

(2)2026年数据采集与标注系统的预算安排

二、军事需求对民用产业的牵引效应

(一)可靠性标准的溢出

1、军工装备研制标准向民用产品设计的渗透

2、极端工况验证对产品成熟度的提升

(二)前沿技术的先行验证

1、国防场景对具身智能算法极限的测试价值

2、军用需求催生的专用部组件向民用市场的降维应用

(三)人才培养与知识外溢

1、国防科研项目培养的工程师向商业企业流动

2、军用技术文档与专利的民用转化通道

第六章技术架构:本体、大脑与小脑

一、本体硬件技术路线

(一)形态分化:轮式与双足并行

1、轮式人形在工业场景的务实优势

2、双足形态的战场与复杂环境通用性

(二)核心部组件自主化与军民两用

1、关节模组与减速器的国产化进展

2、灵巧手与触觉感知的产业化起步

3、军用规格对部组件环境适应性的额外要求

二、具身智能软件栈

(一)大模型驱动的任务规划层

1、视觉语言动作模型的架构收敛

2、世界模型与仿真训练的军民共用基础设施

(二)运动控制层的工程化突破

1、全身遥操作与技能学习

2、军用远程操控模式对自主性不足的补偿

第七章数据基础设施与训练场体系

一、具身智能训练场的集群化布局

(一)全国训练场建设现状

1、已建成超七十家、在建规划四十余家

2、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核心集群

(二)训练场的军民共享潜力

1、民用训练数据对军用模型预训练的支撑

2、军用场景数据的特殊采集需求与隔离机制

二、数据闭环与模型迭代

(一)部署规模与数据飞轮的关系

1、商业部署密度决定真实世界数据丰度

2、国防部署的数据获取受限与替代方案

(二)仿真数据的战略价值

1、合成数据在军事场景中的成本与安全优势

2、仿真到现实迁移损耗对战场可靠性的影响

第八章标准体系与产业治理

一、军民标准通用化的推进路径

(一)国家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2026版

1、覆盖基础共性、肢体部组件、整机系统、应用安全全链条

2、军民标准通用化在“十五五”规划中的明确要求

(二)军用规格与民用标准的衔接

1、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可靠性指标的差异与趋同

2、民参军企业的标准转换成本与政策支持

二、安全监管与伦理治理

(一)身份管理机制与网络安全

1、人形机器人身份管理体系的建设目标

2、军用与民用身份管理的分置与互通

(二)自主武器的国际法与国内规制

1、人在回路原则的政策表述

2、开火授权的技术控制与制度约束

第九章产业链关键环节与竞争格局

一、核心零部件供应格局

(一)执行器与传动部件

1、三花智控、绿的谐波等企业的产能布局

2、军民两用产能的弹性与动员潜力

(二)感知传感器

1、奥比中光3D视觉的全技术路线覆盖

2、军用级传感器的自主可控要求与国产替代

二、整机企业的军民双线策略

(一)头部企业的国防业务布局

1、优必选、智元等企业的军方合作探索

2、国有军工集团整机研制的竞争压力

(二)军工背景初创企业的差异化定位

1、先途起源的军工技术平移路径

(1)国防科大实验室三十年技术积累的商业化

(2)特种四足与电力操作机器人的双赛道选择

2、军工可靠性标准作为产品溢价来源

第十章投融资模式与策略

一、当前投融资格局的特征

(一)头部企业融资规模跃升

1、银河通用二十五亿元融资刷新纪录

(1)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基金、中国石化、中信集团、中国银行等多元出资结构

(2)成都国资以未来产业基金入局的区域布局逻辑

2、魔法原子五亿元融资与百亿生态基金的融募双线

(1)拓普集团、杰创智能、爱仕达等产业资本的战略协同

(2)无锡梁溪区产业基金的地方政府配套

(二)军工背景团队的融资优势与约束

1、先途起源种子轮获啟赋资本领投的市场信号

2、军工背景在商业尽调中的估值逻辑

二、军民融合特色投融资模式

(一)国资产业基金的牵引作用

1、国家大基金三期在具身智能领域的首笔布局

2、地方国资从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型中的机器人赛道配置

(二)军工央企与产业资本的联合投资

1、中国石化、中信集团等央企在银河通用案例中的角色

2、军工集团下属投资平台对民参军企业的战略持股

(三)军民融合专项基金与风险补偿机制

1、民参军企业的军品研发投入补偿政策

2、国防采办合同作为融资增信工具的可行性

三、投资策略建议

(一)阶段配置策略

1、早期聚焦军工背景团队的技术壁垒与场景锁定能力

2、成长期关注民参军资质的获取进度与军方订单转化率

(二)赛道选择策略

1、优先关注已进入军方采购视野的技术方向

(1)数据采集与标注系统

(2)远程操控与半自主作战平台

2、军民两用部组件的国产替代机会

(三)风险管控要点

1、技术路线收敛前的分散风险

2、军民两用企业的合规与保密风险

3、军方订单节奏不确定性对现金流的影响

第十一章国际比较与竞争态势

一、中美军民融合路径的差异

(一)中国:商业规模先行与国防快速跟进

1、百分之九十五全球出货量构筑的产业底座

2、军方采购与国防工业集团双线推进的体制特征

(二)美国:竞赛牵引与快速采办

1、陆军x科技人形的商用技术评估模式

2、国防创新单元与商业机器人企业的对接机制

二、其他经济体的角色

(一)俄罗斯战场测试的实战驱动

(二)欧洲在伦理规制与标准制定上的话语权

三、供应链安全与自主可控

(一)高端传感器与芯片的进口依赖风险评估

(二)军民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与合规挑战

第十二章趋势研判与战略建议

一、2027至2030年关键节点

(一)军事应用从试验到列装的过渡条件

1、五至十年可用性判断的技术前提

2、军方采购规模从百台级向千台级跃升的信号指标

(二)商业应用的经济性拐点

1、工业场景回本周期缩短至两年以内的时点

2、家庭场景进入消费级价格区间的远期展望

二、对产业参与者的建议

(一)本体企业:军民双线布局的节奏把控

1、民用市场优先积累规模与数据,国防应用审慎推进合规准备

2、避免在军品资质未就绪时过度承诺军方需求

(二)零部件企业:跟随军民两条主线

1、民用头部客户的产能绑定策略

2、军工规格产品的提前布局与认证投入

(三)投资机构:军民融合视角下的估值重构

1、将军工订单可见性纳入估值模型

2、关注军民标准通用化带来的市场空间扩展

三、对治理层面的建议

(一)军民标准通用化的落地节奏

1、优先在数据格式、接口协议、安全基线领域实现互通

2、保留军用特殊要求的独立标准空间

(二)民参军审批效率的提升

1、保密资质与质量体系认证的并联办理

2、军方需求信息向合规企业的定向发布机制

(三)训练场与数据基础设施的军民共享制度设计

1、民用训练数据的军用接入规则

2、军用场景数据的脱敏与隔离标准

附:数据来源与更新说明

第一章

时代变局与政策环境

一、全球产业竞争与安全格局的双重变奏

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产业叙事,在2025至2026年间经历了一次意味深长的转折。此前数年,公众视野中的这一产业更多与科技展会上的行走演示、文娱场景中的舞蹈表演以及资本市场上的估值故事相关联。然而,当中国企业在全球出货量中占据压倒性份额,当美国陆军以竞赛方式系统评估商用技术的军事化潜力,当乌克兰战场上的无人系统以数倍于年初的规模执行后勤与突击任务,一条从商业竞争向安全议程传导的线索便清晰浮现出来。产业竞争的逻辑与国家安全的需求,在这个赛道上不再是可以分开叙述的两条平行线,而是日益交织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一)人形机器人成为大国科技竞争的战略制高点

1、2025年中国占全球出货量约百分之九十五的产业格局

关于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的具体数字,不同研究机构给出的统计口径存在差异,但指向的产业格局高度一致。赛迪研究院与《中国电子报》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一点七万台,中国企业出货约一点四四万台,占比百分之八十四点七。奥姆迪亚公司的统计则显示全球出货量约一点三万台,中国制造商贡献了其中的绝大多数。弗若斯特沙利文后续发布的数据将2025年全年销量修正为三点五万台,但其关于中国企业主导地位的判断与此前机构并无二致。彭博社在2026年中的报道中给出了一个更为激进的估算:2026年上半年,中国企业的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占全球总量的百分之九十七。

数字的出入源于统计口径的差异——是否将轮式人形、仅具备人形上半身的复合机器人以及小批量科研样机纳入统计。但无论采用哪一组数据,一个基本事实是确定的:中国在人形机器人整机制造与出货规模上已经建立了显著的数量优势。宇树科技、智元、乐聚、加速进化、松延动力、优必选六家企业合计占据全球出货量的七成以上。2026年上半年,这一格局进一步强化,全球市场收入前五名全部由中国企业包揽。

这种商业主导地位的战略含义,远不止于市场份额本身。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部组件——关节模组、减速器、灵巧手、触觉传感器、运动控制器——与国防装备所需的执行机构、传动系统、感知单元在技术底层上高度同源。当一个国家在民用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供应链、成熟的工程化能力和可观的生产规模,其国防应用便获得了一个无需从零构建的产业底座。核心零部件的民用产能可以在需求变化时转化为军用供应,商业迭代中积累的可靠性数据可以缩短军用改型的验证周期,大规模生产带来的成本下降则直接压低了国防采办的经济门槛。美国陆军在评估商用技术军事化潜力时所看重的,正是这种由商业规模构筑的产业基础。

(2)美国陆军启动x科技人形竞赛评估商用技术军事化潜力

2026年9月,美国陆军公布了x科技人形竞赛的结果。这场竞赛由陆军未来司令部下属的x科技项目与人形机器人协作社区联合发起,目标明确而务实:不是资助从零开始的军用机器人研发,而是系统扫描商业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技术成熟度,为军方建立一个可参照的技术基线。

竞赛的流程设计体现了“快速采办”的思路。一百零三份白皮书提交后,十家企业进入决赛,九家在匡蒂科海军陆战队基地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现场演示,军方技术专家、项目官员和作战人员直接观摩评估。最终五家企业获得优胜,覆盖的领域从整机平台延伸到子系统:ACEs Group的集成电源系统、IHMC 机器人的“Alex”人形机器人(配备抗冲击执行器、弹道防护和人工智能与人类控制混合自主架构)、水上滑行的轻量化移动发电系统、Ras Labs的高灵敏度指尖触觉传感器、Velocity Explorations的指挥控制软件。

美国陆军首席技术官亚历克斯·米勒对竞赛逻辑的表述值得注意。他说,人形机器人是更广泛的自主化推进的一部分,目的是扩大机器人平台和部组件工业能为各类任务提供的深度与广度。“我们正在识别问题、任务需求和机会,以便为我们的编队配备合适的工具组合。x科技是我们勘察产业格局并快速跟踪有前景技术的方法,而不是沦为耗时数年的研究的牺牲品。”这段话的关键词是“勘察”与“快速跟踪”。它承认了一个现实:在人形机器人这一领域,商业部门的技术迭代速度已经超过了传统国防研发流程的节奏。军方的策略不再是试图在内部复制商业创新,而是建立一条从商业技术评估到军事需求对接的快速通道。

竞赛优胜企业之一水上滑行的创始人安妮塔·森古普塔在赛后表示,参与竞争让企业变得更好,将军队和产业界的人脉网络连接起来,“最终让你为真实客户开发产品”。这句话从企业侧印证了竞赛的另一重功能:它不仅是军方筛选技术的工具,也是商业公司理解军事需求、调整产品方向的入口。军民两用技术的双向转化,正是在这种具体的对接机制中开始运转的。

2、从商业竞争向安全议程的传导

(1)乌克兰战场无人系统实战经验对各国国防规划的冲击

如果说x科技人形竞赛体现的是和平时期的有序评估,那么乌克兰战场则以一种更为紧迫的方式展示了无人系统改变作战形态的潜力,其影响直接波及人形机器人议题的安全化进程。

根据乌克兰国防部数据,2026年8月,乌军地面机器人系统执行了超过两万五千次后勤与撤离任务,是1月份的三点三倍。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费多罗夫在2026年9月的IT 竞技场科技大会上宣布启动“机器人军团”计划,明确将其类比为“新的曼哈顿工程”。他的目标是在六个月内取得类人机器人的首次确认战场成果,一年内实现由机器人承担最危险任务环节的突击行动,最终“用这些机器人替代我们的步兵”。计划包含三个方向:传感器与机器人、低成本反无人机导弹、人工智能打击无人机与导弹。实施路径沿用其此前主导的“无人机军团”模式:识别战场问题,找到技术方案与团队,提供开发资源,在真实条件下与部队测试,然后规模化有效产品。

这一计划的象征意义大于其实质进展。费多罗夫承认,目前乌克兰战场上使用的地面机器人几乎全部是简单的轮式或履带式平台,且绝大多数仍由操作员通过星链远程控制,人形机器人尚处于评估和试验阶段。但正是这种“从轮式到人形”的演进方向,向各国国防规划者传递了一个信号:地面无人系统正在从辅助角色走向任务核心,而人形形态因其对人类设计环境的天然适配性,可能成为这一演进的下一个节点。

美国国防分析人士在评估乌克兰经验时提出了一个更为审慎但同样具有指向性的判断。曾在土耳其军队服役的退役将领在《突破防务》撰文指出,人形机器人的近期军事价值不在于充当步兵,而在于“在为人体的空间、车辆和基础设施中执行危险的体力工作”。他认为,决定性测试的标准不是人形机器人能否在演示中模仿士兵,而是它能否以可接受的成本维持更广泛的无人部队的运转。这一判断将人形机器人的军事价值锚定在一个更为具体、也更可验证的维度上:它不是战斗员,而是无人系统的维护者与保障者。当一支军队拥有数百台各型无人平台时,电池更换、载荷装卸、故障回收、发射准备这些物理性任务将消耗大量人力。一台足够灵巧的人形机器人若能使用现有工具和设施完成这些工作,其价值便体现为“消除了多少人工小时、多少危险移动、多少次被迫中止的机器人任务”。

(2)人形机器人被纳入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视野

“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这一概念在中国的国防政策话语中具有明确的指向性。2026年国防支出安排中,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被列为增量投入的重点方向之一。人形机器人作为无人智能作战力量的一个分支,其被纳入这一视野的逻辑链条是清晰的:智能化战争形态要求作战平台具备在人类设计的环境中自主或半自主执行任务的能力,而人形形态提供了对现有工具、载具、建筑和装备的最大兼容性。

需要指出的是,公开信息所呈现的画面远没有部分外媒渲染的那般紧迫。中国科技日报在回应路透社关于“中国准备人形机器人作战”的报道时明确指出,路透社自身承认“没有证据表明中国已在一线部队部署武装人形机器人”,其报道是将公开采购公告、学术论文和企业专利选择性拼接而成的叙事。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分析人士也承认,人形机器人目前并非“实用的战场系统”,可能还需要五到十年。这一判断与国内产业界和学术界的普遍认知基本吻合:军用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成熟度尚处于早期阶段,当前的主要工作集中在场景研究、技术验证和标准预研层面,距离成建制的实战部署还有相当距离。

然而,审慎评估不等于忽视趋势。美国陆军竞赛中IHMC 机器人的“Alex”平台已经展示了弹道防护与混合自主架构的结合;乌克兰的“机器人军团”计划明确将人形形态列为远期目标;中国军方采购公告中出现了人形机器人整机及培训服务、数据采集与标注系统的需求。这些信号共同指向一个判断:主要军事力量正在以不同方式、不同节奏地为这一技术方向的潜在军事应用做准备。准备的内容既包括技术验证,也包括标准制定、人员培训和采购机制调整。对于产业参与者而言,理解这一趋势的意义不在于追逐短期的军品订单,而在于把握军民两用技术演进的长期方向。

(二)具身智能与国防智能化的交汇

1、智能化战争形态演进对通用平台的需求

战争形态的演进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规律:技术变革的军事影响,往往不在于新武器替代旧武器,而在于新平台改变了作战要素的组织方式。无人机改变战场的方式,不是简单地替代了有人侦察机或攻击机,而是将感知与打击的决策周期压缩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同时将空中力量的使用权限下放到更低层级的作战单元。类似地,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的军事意义,可能需要从“通用平台”的角度来理解。

当前军用机器人发展的一个突出矛盾是专用化与通用化之间的张力。排爆机器人专用于排爆,侦察机器人专用于侦察,运输机器人专用于运输。每一种专用平台都需要独立的研发投入、独立的备件供应链、独立的操作培训体系。当一支军队装备数十种不同型号的无人平台时,后勤保障和人员训练的负担会迅速膨胀。而人形机器人所提供的可能性在于:一个具备人类尺度运动能力和操作能力的通用平台,可以通过软件更新和任务载荷更换,在排爆、侦察、运输、维护等多种任务之间切换。它不需要为每一种任务重新设计机械结构,因为它所面对的世界——门把手、楼梯、工具、控制面板——本来就是按照人体尺度设计的。

这一逻辑在国防智能化语境中的延伸是:当军队的无人系统数量从数十台增长到数千台时,维护这些系统本身将成为一项沉重的作战负担。无人机需要电池、载荷、检测、发射准备、回收、清洁和修理;地面无人车需要充电、更换损坏部件、调整载荷和回收。如果这些工作全部由人类技术人员承担,他们将在敌方观察和打击范围内暴露过长时间。一台能够使用现有工具完成多种无人系统维护任务的人形机器人,其价值不在于替代士兵作战,而在于让士兵不必在危险环境中从事重复性体力劳动。这种“通用保障平台”的定位,比“战斗机器人”的想象更为务实,也更接近当前技术成熟度所能支撑的范围。

从更长的周期看,具身智能的进步将逐步提升人形机器人在非结构化战场环境中的自主性。当前绝大多数军用地面机器人仍依赖远程操作,原因在于复杂环境中的感知、决策和操作能力尚不足以支撑可靠的自主行为。但视觉语言动作模型在民用场景中的快速迭代——从实验室走向工厂产线、仓储环境和商业服务空间——正在积累大量关于抓取、导航、人机交互的真实世界数据。这些能力是否能够迁移到战场环境,取决于一个关键变量:仿真训练与真实场景之间的保真度差距能否缩小到可接受的程度。这正是国防智能化与商业具身智能共享的技术前沿。

2、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化的内在逻辑

军民融合的经典论述通常强调“军转民”与“民参军”两条路径。但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领域,更为准确的描述是“双向嵌入”:民用技术的能力边界定义了军事应用的想象空间,而军事需求的极端约束反过来牵引民用技术的工程化水平。

从民到军的传导机制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是供应链层面。中国在人形机器人核心部组件上的国产化进展——谐波减速器、无框力矩电机、行星滚柱丝杠、三维触觉传感器——直接降低了军用改型的进口依赖风险。当民用市场以万台级的规模拉动这些部组件的产能扩张时,军工采购可以共享成熟产线和质量体系,而不必维持一条专供军用的低产能高成本生产线。其二是数据层面。具身智能模型的能力高度依赖真实世界交互数据的规模与多样性。民用部署场景的丰富性——工厂、仓库、商场、家庭——提供了军事场景无法在和平时期复制的数据多样性。尽管军用场景的特殊性要求独立的数据采集与验证,但预训练阶段对通用物理常识和操作技能的学习,可以显著缩短军用模型在特定任务上的微调周期。其三是人才层面。国防科研院所和军工集团培养的机器人工程师,有一部分流向商业企业;商业企业中积累的工程化经验,又通过合作项目和人才回流反哺国防项目。这种流动在各国军民融合实践中都是常态,而在人形机器人这一新兴领域,由于人才存量本身有限,流动的边际效应更为显著。

从军到民的牵引机制则更为隐蔽但同样重要。军事需求对可靠性的要求远超民用标准。一台在工厂车间连续运行数千小时的机器人,其故障容忍度与一台在战场环境中执行任务的机器人不可同日而语。电磁兼容性、极端温度适应性、抗冲击振动、防尘防水——这些军用规格一旦在改型开发中被验证和固化,其中相当一部分会以“降维”的方式渗透回民用产品的高端型号中,提升整个产品线的工程成熟度。此外,国防项目对自主决策安全性和人机协同可靠性的研究,也可能为民事场景中的安全标准提供参照。当人形机器人进入养老院、幼儿园或家庭环境时,关于“人在回路”的控制层级设计和紧急停止机制的规范,与军用自主系统的安全架构共享同一套底层逻辑。

在这一交汇点上,中国产业界的位置是独特的。商业规模的领先为技术迭代提供了数据和资本的双重燃料,完整的制造业体系为军民两用部组件的快速转化提供了工程基础,而国防科技工业长期积累的系统工程方法和可靠性管理经验,则为商业企业进入国防供应链设定了必须跨越的门槛。理解这一交汇点的内涵,是理解后续各章——军事应用场景、商业落地路径、投融资逻辑与标准治理——的基本前提。

二、政策工具箱的密集释放

如果说技术演进与商业竞争构成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市场逻辑,那么2025年末至2026年间密集出台的政策部署,则为这一赛道注入了明确的战略意图与制度推力。这些政策并非孤立文件的简单叠加,而是呈现出一种值得注意的结构性特征: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与民用产业促进政策在同一时间窗口内相互呼应,军民融合的制度设计从原则宣示进入操作层面,而场景开放与实景实训则成为连接政策意图与产业实践的关键接口。理解这一政策工具箱的构成与运作方式,是把握人形机器人产业未来走向的必要环节。

(一)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纵深推进

1、2026年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的核心部署

(1)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

2026年1月7日,国防科技工业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时间节点具有特殊意义:它既是“十四五”收官与“十五五”开局之间的衔接点,也是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在经历数年酝酿后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的标志性会议。会议对2026年及“十五五”时期工作的总体要求中,有一句表述值得逐字解读:“加快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

“新质生产力”与“新质战斗力”的并列表述,在此前的国防科技工业政策话语中已有出现,但“高效融合、双向拉动”的提法赋予了二者关系更为具体的操作含义。“双向拉动”意味着这不是单向的“军转民”或“民参军”,而是一种相互牵引的机制设计:民用领域的前沿技术突破为国防能力建设提供选项,国防领域的极端需求为民用技术成熟度设定更高的验证标准。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恰好处于这一双向拉动的交汇点上。民用市场以万台级的出货规模拉动着关节模组、灵巧手、运动控制器等核心部组件的成本下降与产能扩张;而国防场景对可靠性、环境适应性、安全性的严苛要求,则为民用产品的工程化水平提供了超出商业标准的验证尺度。

会议同时提出了“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安全托底”的要求。这三个“托底”在国防科技工业语境中具有明确的指向:质量托底对应装备可靠性,能力托底对应供应链自主可控,安全托底对应保密与网络安全。对于考虑进入国防供应链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而言,这三项要求实际上勾勒出了准入的基本门槛。商业场景中一台机器人偶尔的故障停机或许只是效率损失,在国防场景中则可能意味着任务失败甚至人员风险。理解这一差距,是企业评估自身是否具备参军条件的第一道判断题。

(2)加快建设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目标路径

会议将“加快建设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确立为“十五五”时期的总目标,并以“优化体系布局、实现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这一目标表述的背后,是国防科技工业组织方式正在经历的一种结构性调整。

传统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以国有军工集团为核心,形成相对封闭的研制生产链条。这一体系在重大装备的系统集成和总体设计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但在快速迭代的新兴技术领域——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是典型代表——其决策周期和成本结构往往难以匹配商业部门的迭代速度。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建设方向,并非削弱国有军工集团的核心地位,而是在保持系统集成能力的同时,将更多非核心的、通用性强的配套环节向民用市场开放,形成“小核心、大协作”的产业组织形态。

会议部署的2026年重点工作中,“加快提升先进供给能力、高水平创新能力”被列为首要方向。供给能力与创新能力并重,暗示了一种务实的判断:在部分前沿技术领域,民用部门的供给能力已经走在了前面。国防科技工业体系需要做的,不是从零开始重复建设,而是建立一套有效的吸纳机制,将民用部门的产能、技术和人才转化为国防能力的组成部分。这一逻辑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适用性尤为明显:当中国企业在全球出货量中占据主导地位,当核心部组件的国产化率持续提升,国防应用所依托的产业底座已经客观存在。政策需要解决的,是接口问题而非基础问题。

2、“十五五”规划纲要的军民融合信号

(1)推进军民标准通用化,打破军用民用标准壁垒

2025年10月23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第55条“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部分,写入了一句对此后产业实践产生实质性影响的表述:“建设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推进军民标准通用化”。

“军民标准通用化”并非新概念。长期以来,军用标准与民用标准在环境适应性、可靠性、电磁兼容性、元器件筛选等方面存在系统性差异。一套民用机器人产品要进入军用序列,往往需要按照军用标准重新进行全套验证和改型设计,周期长、成本高、风险大。这种标准壁垒在装备研制领域有其合理性——战场环境的严酷性确实要求更高的技术指标——但对于人形机器人这类技术迭代快、商业成熟度高的产品而言,标准不通用造成的重复验证和改型成本,已经成为民用技术向国防应用转化的主要障碍之一。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推进军民标准通用化”写入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建设的同一段落,其政策意图是明确的:在保持军用特殊要求独立性的前提下,尽可能扩大军民标准的共通部分。对于人形机器人产业而言,这意味着几个层面的变化正在发生。在数据格式与接口协议层面,民用训练场积累的数据集标准与军用数据采集规范之间可能建立映射关系;在安全基线层面,民事场景中的人机协作安全标准与军用远程操控的安全规范可能共享底层逻辑;在部组件层面,民用规格的关节模组、传感器经过适应性验证后,可能以更短的周期进入军用配套目录。标准通用化不会消除军民差异,但它可以显著降低转换成本,使民用产业的规模效应更顺畅地传导到国防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标准通用化的推进节奏并非一蹴而就。2026年2月发布的《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体系(2026版)》作为首个覆盖全产业链的顶层设计,其框架设计已经为军民标准的衔接预留了空间。而工信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下设的工作组中,已有具备军工背景的企业参与肢体与部组件、整机与系统等领域的标准制修订工作。这种人员与机构的交叉参与,是标准通用化从政策表述走向技术实践的具体路径。

(2)“小核心、大协作”体系引导民用市场主体参与配套

“小核心、大协作”是国防科技工业组织方式改革的一条主线。其含义可以概括为:国有军工集团聚焦系统总体设计、核心关键技术和总装集成,将非核心的、通用性强的、竞争充分的配套环节向民用市场开放,形成以核心能力为圆心、以社会化协作网络为半径的产业组织形态。

这一逻辑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展开方式值得具体分析。人形机器人的产业链条可以粗略划分为上游核心部组件、中游整机集成、下游场景应用三个环节。在“小核心”一侧,系统总体设计、军用任务载荷集成、安全控制架构等涉及作战效能和保密要求的环节,仍将由军工集团主导。而在“大协作”一侧,关节模组、减速器、电机驱动、触觉传感器、运动控制算法、数据标注服务等环节,民用市场已经形成了可观的产能和技术积累。以谐波减速器为例,绿的谐波等企业的产品在精度和寿命指标上已经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其民用产能的扩张直接降低了军用改型的采购成本。灵巧手领域的多指力控技术和三维触觉传感,在工业装配场景中积累的可靠性数据,同样可以为军用操作任务提供技术参照。

这种协作关系的建立,对民用企业提出了不同于纯商业竞争的要求。商业市场中,企业以性价比和交付速度取胜;在国防配套中,质量一致性、供应链可追溯性、保密合规性成为同等重要的考量维度。2026年军工准入制度的调整,在降低门槛的同时也强化了过程监管的要求。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而言,进入国防配套序列不是一次性的资质获取,而是一个持续的能力建设过程。

(二)民参军准入与激励政策

1、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的领域扩展

(1)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竞争性采购的推行

武器装备科研生产的竞争性采购,是民参军政策工具箱中最具实质意义的工具之一。其核心机制是:对不直接涉及国家安全和军队机密、投资较小、通用性较强、有较多合格承制单位的装备采购项目或配套任务,采用公开招标等方式鼓励民营企业参与竞争。这一政策表述并非2026年的新提法,但在人形机器人产业崛起的背景下,其适用范围正在经历从传统装备配套向新兴技术领域的扩展。

竞争性采购的逻辑对人形机器人领域具有特殊的适配性。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部组件——电机、减速器、传感器、控制器——在民用市场中已经形成了多家合格供应商并存的格局。这些部组件在军用改型中的技术指标要求虽然高于民用规格,但并非不可逾越。当军方需要采购用于后勤保障、设施维护、数据采集等非直接作战任务的人形机器人平台时,民用市场的成熟产品经过适应性验证后,完全具备进入竞争性采购序列的条件。这种采购模式的优势在于:军方不必为每一种任务需求从头研制专用平台,而是可以在多个商业方案中选择最接近需求的产品,通过任务载荷集成和软件适配完成军事化改造。

竞争性采购的推行也对民用企业提出了新的能力要求。参与军品竞标不仅需要技术指标达标,还需要具备军品质量体系认证、保密资质(视任务涉密等级而定)、以及应对军品合同特殊条款的财务和法律能力。对于习惯了商业市场节奏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而言,军品采购的合同周期、验收标准、付款方式与商业客户存在显著差异。理解这些差异并在组织层面做好准备,是参与竞争性采购的前提。

(2)许可进入、任务竞争、税收优惠的同等待遇原则

“同等对待”原则是民参军政策的核心表述之一。国防科工局与总装备部联合印发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在许可进入、任务竞争、税收优惠等方面对民间投资主体与国有军工企业实行同等待遇。这一原则的政策含义是:民营企业在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市场准入、任务分配和政策优惠方面,不应因其所有制性质而受到差别对待。

2026年军工准入制度的调整,将这一原则落实为更为具体的操作规则。据报道,准入改革的核心变化包括:非涉密通用配套领域,企业持有效的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即可参与竞标和生产,无需前置办理保密资质、装备承制资格、科研生产许可等全套证照;军选民用类配套领域,凭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和保密承诺书即可申报装备承制资格;涉密及核心配套领域则按任务涉密等级匹配相应资质,不再强制要求“四证齐全”。这一调整的实质,是从“资质前置、全面覆盖”转向“任务匹配、按需取证”。

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而言,这一变化的直接影响是参军路径的清晰化。如果企业的目标市场是军用后勤保障、设施维护、训练辅助等非涉密或低涉密场景,准入的门槛已经显著降低。企业可以在取得基础质量体系认证后先行参与竞标和技术对接,在获得合同后再根据任务要求完善相应资质。这种“证单同步”的机制设计,打破了此前“先办证、再接单”的时间壁垒,使技术领先但资质尚不完备的创新企业有了更早进入国防供应链的通道。

税收优惠的同等待遇则体现在更广泛的层面。符合条件的民参军企业可以享受军品免征增值税、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其实际效果是降低了企业参与国防业务的财务门槛。对于尚处于投入期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而言,这些政策虽然不构成决定性的商业吸引力,但在评估国防业务的长期可行性时,是不可忽略的积极因素。

2、军民两用技术开发的项目申请通道

军民两用技术开发的项目申请通道,是民参军政策中相对低调但实际运作最为频繁的机制。根据《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国防科技工业领域的实施意见》,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开发军民两用技术和产品,参与政府组织的军工技术转民、军民两用技术开发项目;对于政府组织的相关科研项目,向国防科工局提出申请。

这一通道的实际运作方式,通常以年度项目指南或需求发布的形式展开。企业根据自身技术方向匹配项目指南中的需求条目,提交项目建议书,经评审后获得立项和经费支持。与竞争性采购相比,军民两用技术开发项目的门槛更低、周期更灵活,更适合处于技术验证阶段的新兴领域。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算法、环境感知、人机协作安全等方向,与军民两用技术项目的支持范围存在较高的重合度。

项目申请通道的另一个功能是建立企业与军方技术部门的直接联系。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企业有机会了解军方对特定技术方向的具体要求和使用场景,军方也能通过项目进展评估企业的技术能力和合作潜力。这种在项目层面建立的联系,往往比正式的采购程序更早、更灵活,是民参军企业积累军方信任的重要途径。对于人形机器人这一尚处于军事应用探索阶段的技术领域而言,项目合作可能是比直接供货更为现实的切入方式。

(三)实景实训与场景开放的政策牵引

1、工信部与国资委联合推动的万台级落地目标

2026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与国务院国资委办公厅联合发布通知,启动2026年度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这份文件在政策工具箱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它是第一份将人形机器人从“技术研发”明确推向“常态化部署”的部委联合行动文件,其目标设定之具体、任务部署之细致,在同类政策中并不多见。

通知设定的总体目标是:到2026年底,人形机器人等重点产品在一批代表性场景中率先完成应用验证和常态部署,开启“作业模式”;凝练形成百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这一目标包含三个递进的层次:应用验证、常态部署、规模落地。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线性推进,而是同一时间窗口内的并行推进——验证为部署提供依据,部署为规模积累经验,规模为验证创造更多场景。

任务部署中值得关注的设计包括几个方面。其一,实景实训空间的打造遵循“最小干预、利旧复用”原则,要求场景单元提供方在不进行大规模环境改造的前提下开放真实工位或操作点位。这一原则的用意在于确保训练数据的真实性和可迁移性。如果场景经过为机器人量身定制的改造,训练出的能力就难以推广到未经改造的真实环境。其二,创新应用联合体的组建要求用户单位、整机企业、模型算法和零部件供应商共同参与,形成针对每个场景的攻关团队。这种组织方式将场景需求方与技术供给方绑定在同一任务目标下,避免了技术开发与场景需求脱节。其三,应用验证的评估指标明确包括真实作业成功率、效率提升率、安全可靠性及经济可行性。经济可行性被纳入验证标准,意味着政策设计者已经意识到,没有商业可持续性的技术验证无法支撑万台级的落地目标。

这一专项行动对军民融合的间接意义在于,它构建的实景实训空间和积累的真机数据,为民用技术向军事应用的迁移提供了中间跳板。一个在工业产线上经过数千小时验证的机器人,其运动控制可靠性、操作精度和环境适应性已经获得了超出实验室条件的检验。当军事场景需要类似能力时,改型的起点不再是原型机,而是经过实战化验证的成熟产品。这种“民先军后”的路径,比直接从实验室到战场的跳跃更为稳妥,也更符合技术成熟度演进的客观规律。

2、三百余个重点场景的开放机制与国防场景的衔接空间

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的另一项结构性设计,是将场景开放的数量目标与领域分布进行了明确规划。各省级地区应选取重点场景单元不少于二十个,至少覆盖工业、服务、特种领域中的两类;各央企应结合所处行业选取重点场景不少于十个。按照参与地区和央企的数量估算,这一机制将在2026年内形成三百个以上的重点场景开放规模。

场景开放机制的核心价值在于降低了技术验证的场景获取成本。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而言,找到一个愿意开放真实工位、配合数据采集、容忍初期效率损失的客户,在纯商业条件下往往需要漫长的商务谈判和信任建立。政策牵引下的场景开放,将这一过程制度化和规模化。大兴机场面向全国发布的首批十九个机器人应用场景,覆盖飞行区安全、航站楼服务、关键基础设施保障、公共区域综合治理四大板块,就是这种机制的具体运作案例。机场运行环境对安全性和可靠性的要求接近准军事标准,在这些场景中积累的部署经验,对于国防应用场景的适配具有直接的参考价值。

国防场景与民用场景的衔接空间,可以从任务类型的角度加以分析。实景实训通知列出的重点场景中,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防灾减灾、维修维护等类别,与军事领域的后勤保障、设施维护、灾害救援、战场设施抢修等任务在能力需求上高度重叠。一台能够在化工厂高危区域执行巡检和阀门操作的机器人,其防爆设计、远程操控和异常处理能力,经过适应性改造后可以迁移到军事设施维护场景。一台能够在灾害现场执行搜救的机器人,其地形通过性和自主导航能力,同样是战场搜救所需的基础能力。这种能力层面的共通性,使得民用场景中积累的作业技能包,在军事应用中具有可复用性。

当然,衔接空间的存在不等于自动转化。军事场景的特殊要求——电磁静默、抗干扰、战场损伤容忍、与作战系统的接口兼容——需要在民用能力的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的军用改型。但改型的基础是一个已经验证过的能力平台,而非从零开始的研制。这正是场景开放政策对军民融合的深层贡献:它不是在军民之间架设一座直接通行的桥梁,而是在民用一侧修建了一条通往桥头的道路,使军事应用可以在更靠前的位置起步。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2025至2026年间密集释放的政策信号,勾勒出了一条清晰的制度演进线索:国防科技工业体制改革为新兴技术进入国防领域打开了组织通道,军民标准通用化降低了技术转化的制度成本,民参军准入调整缩短了企业进入供应链的路径,实景实训与场景开放则为技术验证和能力积累提供了规模化载体。这四者之间的逻辑关系不是并列的,而是递进的:体制改革创造空间,标准通用化降低摩擦,准入调整加速进入,场景开放提供验证。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恰好在这条制度链条完成初步构建的时间窗口内,达到了商业成熟度足以承接政策牵引的水平。政策与产业的这种时序契合,构成了当前阶段最值得关注的产业特征之一。

三、国防预算与采购结构变化

国防预算的数字本身并不直接说明产业机会的分布,真正值得分析的是增量投向的结构性变化以及采购机制对新兴技术主体的适配程度。2026年的国防支出安排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的语境中具有特殊意义:它不仅延续了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重点投向,更在表述层面首次将“智能化”与机械化、信息化并列为融合发展方向。与此同时,采购端的制度调整——应急采购的规范化、竞争性采购的扩展、军方直接向商业企业提出测试需求的案例——正在为人形机器人企业打开一条从技术验证到装备采办的现实通道。理解预算投向与采购机制之间的衔接关系,是判断军民融合在这一领域实际推进节奏的关键。

(一)2026年国防支出的一点九四万亿元安排

1、增长百分之六点九的增量投向

2026年3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介绍年度国防支出安排时披露:全国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国防支出一点九四万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百分之六点九,其中中央本级支出一点九一万亿元,增长百分之七。这一增速与近年来的国防预算增长趋势基本保持一致,但增量投向的表述出现了值得注意的变化。

张晓刚在说明增加的国防支出用途时,列出了四个方向。第一个方向是“按照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推进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军事问题专家在解读时指出,这是国防费支出表述中首次将“智能化”与机械化、信息化并列。第二个方向是“优化联合作战体系,推进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升级改造传统作战力量,加强先进战斗力建设”。第三个方向涉及先进武器装备发展和国防科技创新,以及现代化后勤建设。第四个方向聚焦政治整训、实战化训练和人才培养。

四个方向中,与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产业直接相关的是前两个。第一个方向的“智能化”表述确认了一个政策判断: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资源分配正在从传统的平台采购向智能化能力建设倾斜。这种倾斜不是对机械化、信息化的替代,而是在既有基础上叠加新的能力维度。对于具身智能产业而言,“智能化”被纳入国防支出的核心表述,意味着与自主决策、环境感知、人机协同相关的技术方向在预算分配中将获得更高的优先级。

(1)新域新质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

第二个方向的表述值得逐词拆解。“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三个限定词,各自对应着不同的政策含义与产业机会。

“规模化”指向数量。军事专家的解读明确指出,仅有少数几件装备难以构成体系作战力量。这一判断对无人系统领域尤为适用。当前军用机器人的一个结构性问题是装备数量有限,无法形成战术层面的规模效应。当一支分队只配备一两台无人平台时,这些平台更多扮演辅助角色而非战斗力的有机组成部分。规模化要求意味着采购数量将从试验性、示范性的小批量向成建制的批量过渡。对于人形机器人而言,虽然直接作战应用的规模化尚需时日,但后勤保障、设施维护、训练辅助等支撑性任务的规模化部署条件正在趋于成熟。

“实战化”指向使用场景的真实性。军事演习和训练环境中引入无人系统的频率在2025至2026年间明显提升。2025年底“正义使命-2025”演习中展示的多维无人智能作战体系应用场景,涵盖了高空、低空、水面、水下、陆上等多个维度。人形机器人作为地面无人系统的一个分支,其“实战化”的初期形态可能不是在交火线执行作战任务,而是在演习保障、战场设施维护、伤员后送辅助等贴近实战条件的场景中积累运行数据。这些数据对于后续的能力迭代和战术开发具有基础性价值。

“体系化”指向整合。单一平台的能力再强,如果无法与指挥控制系统、其他无人平台、有人作战单元形成有效协同,其战术价值就大打折扣。体系化要求人形机器人具备与现有军用通信协议、数据链、指挥系统的接口能力。这一要求对民用企业的产品设计提出了明确的约束:进入国防应用的人形机器人,不能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系统,而必须是一个可被集成到更大系统中的开放平台。当前民用人形机器人在接口标准化方面尚处于早期阶段,各家企业采用私有协议的现象普遍存在。军方对体系化的要求,可能倒逼行业在接口规范上加速收敛。

(2)先进武器装备发展与国防科技创新

第三个方向中“加紧先进武器装备发展和国防科技创新”的表述,与前两个方向形成互补关系。如果说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规模化强调的是“用起来”,那么先进武器装备发展和科技创新强调的是“造出来”和“试出来”。

国防科技创新在这一语境中的含义,不仅包括传统军工院所的研制项目,也涵盖对民用前沿技术的评估、吸收和转化。美国陆军x科技人形竞赛所体现的逻辑——军方主动扫描商业技术成熟度,而非等待企业提案——在中国国防科技创新体系中也有对应的机制,尽管运作方式不同。军民两用技术开发项目、快速采办通道、军方直接向企业提出测试需求,都是这一逻辑的具体表现形式。

对于人形机器人产业而言,“先进武器装备发展”的范畴是否涵盖人形机器人平台本身,目前尚不明确。但从公开信息判断,更现实的切入点是“国防科技创新”所覆盖的技术方向:运动控制算法、环境感知与自主导航、人机协作安全、远程操控系统、数据采集与标注工具。这些技术方向既服务于人形机器人整机的能力提升,也构成国防智能化所需的基础能力模块。军方对这些模块的需求,不依赖于人形机器人是否被正式列为“武器装备”,而是源于智能化建设本身的底层需要。

2、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建设的预算优先级

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在2026年国防预算中的优先级,可以从两个层面加以观察。第一个层面是政策表述的层级。张晓刚在说明中使用的“新域新质作战力量”是一个涵盖性概念,包括但不限于无人作战力量。但结合近年来的国防政策话语演变,“无人智能”在这一概念中的权重持续上升。2025年“正义使命”演习中展示的多维无人体系,以及军方采购公告中无人系统相关项目的密度,都指向同一个趋势:无人智能正在从新域新质作战力量的一个子类,演变为其核心构成。

第二个层面是预算分配的实际结构。虽然国防支出的细分科目不对外公开,但从装备采购公告和军方研究项目的公开信息可以推断出一定的优先级排序。路透社2026年9月基于一百余份中国军方采购公告、学术论文和专利的分析报道指出,中国军方机构在2025至2026年间加速了对人形机器人军事应用的研究,重点集中在感知数据、机器人操作和训练系统。报道特别提到,2026年6月解放军拨款约三十万美元用于一套系统,用于采集和标注来自摄像头、雷达以及机器人在不同地形上运动的数据。三十万美元的绝对金额并不大,但其信号意义在于:军方正在将数据基础设施——而非整机采购——作为人形机器人军事应用的优先投入方向。这一选择是务实的。在技术成熟度尚不足以支撑成建制列装的阶段,积累真实场景下的感知与操作数据,是后续能力开发的前提。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团队在学术论文中描述的城市作战建模场景——六台机器人(包括人形和四足)编入两个突击组,执行逐层清剿任务——被作者判断为五至十年内可能具备可用性。这一时间判断与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人士的评估基本一致:人形机器人目前并非实用的战场系统,但五到十年后可能成为。预算优先级反映的正是这一“准备期”的逻辑:不是为当下的战斗采购装备,而是为未来的能力建设基础设施、验证技术路线、培养人才储备。

(二)采购机制对新兴技术企业的适配性

1、快速采办通道与竞争性原型的制度空间

国防采购体系对新兴技术企业的核心挑战,不在于技术指标是否达标,而在于时间节奏是否匹配。传统装备采购流程从需求论证到合同签订往往以年为单位,而商业人形机器人企业的产品迭代周期以月为单位。如果采购机制不能压缩决策周期,企业参与国防业务的商业合理性就会受到根本性质疑。

2026年公开报道中呈现的采购机制调整,主要集中在应急采购的规范化与快速通道的制度化两个方向。联勤保障部队某采购服务站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观察样本。该站在面对演训保障的紧急物资需求时,启用应急采购绿色通道,将常规流程下需要一个月完成的采购在四十八小时内办结。但值得注意的是,快速通道的运作并非简单的“特事特办”。该站党委首先做的是厘清常规采购与应急采购的界限,梳理形成“正面清单”和“负面清单”:正面清单明确紧急战备、演训保障、抢险救灾等急需物资可启用绿色通道;负面清单划出严禁私自指定供应商、严禁简化核心监管环节、严禁事后补办关键手续等红线。在评审环节,采用“两评一核”机制,两个评审组背靠背独立评审,结果综合核定。纪检监督员全程跟进,一单一档、全程留痕。

这一案例的制度含义在于:快速采办通道的建立,不是以牺牲合规性为代价的效率提升,而是在明确边界内的流程再造。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如果其产品被认定为演训保障或战备急需物资,理论上可以在数周而非数月内完成采购流程。当然,获得“急需物资”的认定本身需要经过需求部门的评估和申报,企业能够主动影响的空间有限。但通道的存在至少消除了一个制度性障碍:采购周期不再是不可压缩的常量。

竞争性原型开发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制度空间。美国陆军的x科技人形竞赛模式——企业提交白皮书、军方筛选、现场演示、优胜者获得后续合同——在本质上是一种竞争性原型采办机制。中国国防采购体系中对应的机制是竞争性采购和军民两用技术开发项目。前文已经讨论过竞争性采购的适用范围扩展,此处需要补充的是其对原型阶段的意义。竞争性采购不仅适用于成熟产品的批量订购,也适用于原型开发阶段的方案竞争。军方可以就某一特定需求(例如,用于机场跑道巡检的人形机器人平台)发布竞争性需求,多家企业提交原型方案,军方通过对比测试选择最优方案进入下一阶段。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军方不必在需求定义阶段就锁定技术路线,企业也不必在技术路线尚未验证时投入量产准备。对于技术路线仍在快速演进的人形机器人领域,竞争性原型机制比传统的单一来源研制更适应技术不确定性。

2、军方直接对接商业人形机器人企业的路径

2026年公开信息中最能说明军方与人形机器人企业对接方式的,是一组采购公告和媒体报道中呈现的间接线索。

路透社基于采购公告的分析指出,中国军方在2026年对数据采集与标注系统的拨款,以及对人形机器人整机及培训服务的采购需求,构成了军方直接接触商业企业的两条路径。数据采集系统的采购指向的是训练基础设施的搭建,而非直接使用。人形机器人整机的采购——如2026年8月某部计算机设备采购项目中列明的人形机器人1、人形机器人2、人形机器人3三个品目,单价分别为二十八万七千元、七万元和十七万元——则表明军方基层单位已经在以公开招标的方式采购商业人形机器人产品,用途可能涵盖训练展示、技术验证或特定场景的试验性使用。三个品目对应不同单价,暗示采购标的可能覆盖了从高端科研型到基础应用型的多个产品层级。

另一条值得关注的线索来自韩国现代汽车集团旗下波士顿动力Atlas的案例。2026年4月,韩国国防部向现代汽车集团提出请求,要求提供Atlas测试用设备,用于在有人与无人复合技术部队中作为侦察机器人进行试验,交付期限为2026年12月。报道指出,这一请求的特殊之处在于方向的反转:通常由企业向军方提案、军方评估采纳,而这一次是需求方——军方——主动向企业提出特定平台的测试需求。虽然这是韩国的案例,但其反映的采购逻辑具有跨国的参照意义:当军方对某一商业平台产生兴趣时,最有效的对接方式可能不是走完整的招标程序,而是直接向企业提出测试设备供给请求,以最低的制度成本启动技术验证。这种“军方点菜、企业上菜”的模式,在人形机器人这类技术路线尚未收敛、军方需求尚在探索的领域,可能比正式的采购流程更为常见。

中国军方与人形机器人企业的对接是否遵循类似路径,公开信息尚不足以做出确定判断。但可以观察到的是,军方采购公告中的人形机器人品目、学术机构与企业的合作项目、以及国防科技大学等院校在机器人研究上的持续投入,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级的接触界面。企业进入这一界面的方式,可能不是等待一纸军品订单,而是通过参与训练场的数据采集项目、与军工院所联合申报军民两用技术项目、或向军方需求部门提供测试样机,逐步建立技术信任和需求理解。

需要清醒认识的是,从接触到采购的距离仍然很长。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的分析人士明确表示,人形机器人目前并非实用的战场系统,五到十年后才可能成为。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团队的五至十年判断,指向的是特定作战场景的可用性,而非全面列装。在这一时间框架下,军方与商业企业的对接更多处于技术验证和需求探索阶段,而非批量采办阶段。对于企业而言,这意味着国防业务的收入贡献在近期内将是有限的,但技术验证阶段积累的数据、标准和关系资本,是未来进入采购序列的前置条件。预算投向的结构性变化和采购机制的适配性调整,正在为这一前置条件的形成提供制度空间。是否以及如何利用这一空间,取决于企业自身的技术成熟度、合规准备程度以及对国防业务长期性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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