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松: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二)
日期 2026-10-21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北京云阿云

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

导读:这是一场关于未来战局与产业主权的正面争夺。商业规模已经筑底,国防需求正在引爆——人形机器人正从试验场冲向列装线。工业经济性拐点迫在眉睫,家庭场景爆发在即,十万亿市场规模迎来巨富风口。报告全文20万字,由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20日星期二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二章

军民融合产业逻辑与产业范畴

一、人形机器人作为军民融合典型载体的独特属性

在军民融合的众多技术领域中,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这种特殊性并非源于某种刻意的政策安排,而是由技术本身的属性所决定的。无人机的军民融合逻辑建立在飞行平台的可改装性之上,卫星互联网的融合逻辑建立在通信频段与覆盖范围的军民共享之上,而人形机器人的融合逻辑则更为深层:它的技术底座、产业能力与人才结构,从诞生之初就同时服务于军事需求与民事应用,二者之间的边界并非后来才被打破,而是在技术演进的过程中始终模糊。理解这一独特属性,是把握人形机器人产业军民融合走向的认识论前提。

(一)技术底座的高度同源性

1、运动控制、感知决策、人机交互的军民共用技术栈

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架构可以粗略划分为三个层面:运动控制层负责双足行走、平衡维持与肢体协调;感知决策层负责环境理解、任务规划与自主导航;人机交互层负责指令接收、意图识别与协作安全。这三个层面的技术栈在军用与民用场景之间呈现出高度同源性,其差异主要不在于原理,而在于指标约束与验证标准。

运动控制层的同源性最为直观。双足行走的动力学建模、零力矩点控制、模型预测控制、强化学习步态生成,这些方法无论在工厂车间搬运物料,还是在废墟环境中执行搜救,所面对的物理规律完全相同。一台能够在工业产线上稳定行走并完成操作任务的人形机器人,其底层运动控制算法经过参数调整和可靠性加固后,可以适应军事场景中更为复杂的地形条件。反过来,军事场景对地形通过性的极端要求——越壕、翻墙、攀爬、在松软或湿滑地面上保持平衡——所催生的控制策略改进,也会以“降维”的方式提升民用产品在非结构化环境中的适应能力。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博士在2025年中美年会上发表的主旨演讲中明确指出,人形机器人可以协助或替代人类在危险和复杂任务中工作,涵盖国防安全、工业制造、航空航天探索与社会服务等多个领域。这是一场关于未来战局与产业主权的正面争夺。商业规模已经筑底,国防需求正在引爆——人形机器人正从试验场冲向列装线。工业经济性拐点迫在眉睫,家庭场景爆发在即,十万亿市场规模迎来巨富风口。

感知决策层的同源性稍显隐蔽但同样深刻。视觉语言动作模型在民用场景中学习到的能力——识别物体、理解指令、规划操作序列——本质上是对物理世界常识的编码。当模型在数百万次民用抓取任务中学会了“杯子可以抓握、门把手可以旋转、抽屉可以拉开”这类物理常识,这些知识在军事场景中同样适用,因为战场环境中的物体与设施同样遵循物理规律。军事场景的特殊性在于增加了对抗性因素:目标可能伪装,环境可能被破坏,通信可能被干扰。但这些特殊性是在通用物理常识之上叠加的变量,而非对通用知识的替代。国防科技大学人形机器人团队在2026年首届机器人勇士挑战赛中包揽遥控组冠亚军,赛事设置废墟穿越、紧急关阀等十七项应急救援核心任务,其能力基础正是团队在具身智能领域多年的技术沉淀。应急救援与战场环境在非结构化程度上处于同一量级,这一赛事成绩从侧面印证了感知决策技术在军民场景之间的可迁移性。

人机交互层的同源性体现在安全架构的设计逻辑上。民用场景中,人形机器人与人类工人在同一产线协作,要求机器人能够识别人类的存在、预测人类的行为、在碰撞发生前主动停止或避让。军事场景中,人形机器人与士兵协同执行任务,同样需要一套可靠的人机安全协议,尽管其具体指标可能更为严苛。全身遥操作技术在民用场景中用于远程维护和危险环境作业,在军事场景中则直接对应远程操控作战平台的需求。二者的技术实现共享同一套动作捕捉、力反馈和通信架构,差异在于军事场景对通信延迟和链路可靠性的要求更高。正如有分析所指出的,目前公开展示的人形机器人大多仍依赖遥控和预设动作,真正的技术门槛不在于机器人能否执行动作,而在于从遥控向半自主、自主的过渡中如何设计决策权的分配。这一门槛在军民场景中是共通的。

2、商业规模效应对国防采办成本的压低效应

技术同源性解决的是“能不能转化”的问题,商业规模效应解决的则是“转化是否划算”的问题。国防采办的一个持久困境是:专用装备的采购数量有限,研发成本分摊到单台产品上往往高得惊人,而维持一条专供军用的低产能生产线又进一步推高了全寿命周期成本。人形机器人的商业规模为人形机器人军事应用提供了一条绕过这一困境的路径。

核心部组件的成本曲线是这一效应的最直接体现。关节模组、谐波减速器、无框力矩电机、行星滚柱丝杠、三维触觉传感器——这些部件在民用市场的需求由数千台级向万台级、十万台级攀升时,供应商的产能扩张和工艺成熟会带来显著的成本下降。当军方需要采购用于后勤保障或设施维护的人形机器人平台时,其采购标的可以基于民用成熟产品进行适应性改造,而非从零研制专用平台。改型的成本远低于全新研制,而改型所依托的民用产品,其价格已经被商业市场的竞争压到了一个在纯军用采购逻辑下难以想象的区间。

更深层的经济逻辑在于“消耗型平台”的定价基准。军事分析人士在讨论人形机器人的战场应用时反复提及一个约束:单台造价动辄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装备,作为一次性消耗品在经济上不可行。无人机之所以能够改变战场形态,一个被低估的原因是它的成本低到可以承受大量损失。如果人形机器人要在军事领域复制这一逻辑,其单台成本必须下降到与“可消耗”相匹配的水平。中国民用机器人产业正在推动的成本下行趋势,恰好为这一条件提供了产业基础。有评论指出,中国具备以白菜价大批量生产人形机器人的能力,这与波士顿动力一台两百万美元的人形机器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一对比的意义不在于贬低高端产品的技术价值,而在于说明:军事应用所需要的不是性能极致但数量有限的精品,而是性能足够、数量可观、损失可承受的规模化平台。商业规模恰好提供了后者的经济前提。

(二)产业能力的双向溢出

1、民用供应链对国防装备保障的支撑价值

(1)核心部组件的民用产能转化为战时动员基础

军民融合在产业层面的经典表述是“平时能民、战时能军”。这一表述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适用性,需要从部组件的可转换性角度加以具体分析。

人形机器人的核心部组件清单与国防装备所需的执行、传动、感知部件存在大面积重叠。谐波减速器用于机器人关节的精密传动,同样用于军用光电转台和伺服机构;无框力矩电机用于机器人关节驱动,同样用于导弹舵机和雷达天线驱动;三维触觉传感器用于机器人灵巧手的力控,其原理与军用触觉感知需求相通。当民用市场以万台级的出货规模拉动这些部组件的产能扩张时,军工采购所依托的供应链基础便不再是一条专供军用的封闭产线,而是一个具有弹性产能的社会化供应网络。

这种弹性在平时表现为成本优势,在需求急剧变化时则表现为动员潜力。一条年产十万台关节模组的民用产线,在战时可以通过增加班次、简化非关键工序、优先保障军用订单等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将有效产能提升数倍。而一条专供军用的年产千台级产线,其扩产周期和投资规模都远超前者。当然,这种转换并非自动实现。民用产线的质量标准、检测手段、追溯体系与军品要求之间存在差距,战时动员需要预设的转换方案和提前的质量体系对接。但转换的物理基础——设备、人员、工艺——是客观存在的,而这一基础在纯军用供应链中需要持续的国家投入才能维持。

(2)商业迭代速度对军用技术更新周期的压缩

传统国防装备的研制周期以年为单位,从需求论证到列装往往跨越五至十年甚至更长。这一节奏在平台级装备(如战斗机、舰艇)上是合理的,因为其技术复杂度高、系统集成难度大、可靠性验证周期长。但对于人形机器人这类以软件能力为核心竞争力、硬件迭代周期以月为单位的技术领域,传统研制节奏的弊端便暴露出来:当装备完成定型时,其核心算法可能已经落后商业产品两代以上。

商业迭代速度对军用技术更新周期的压缩,主要通过两条路径实现。第一条是“采购成熟产品而非研制专用装备”。军方直接采购商业人形机器人平台用于非直接作战任务(训练辅助、设施维护、数据采集),其获得的是经过商业市场验证的成熟产品,更新节奏跟随商业迭代而非国防研制流程。第二条是“基于商业平台进行快速改型”。当军方需要特定军事功能时,可以在商业平台上集成任务载荷和军用软件模块,而非重新设计整机。改型的周期远短于全新研制,且改型所依托的商业平台在持续迭代中不断获得性能提升和成本下降。

这两条路径的共同前提是:军方接受“商业产品可能不完全满足军用规格”这一现实,并通过任务匹配和场景限制来管理风险。对于后勤保障、设施巡检、训练辅助等非直接交战任务,这一妥协是合理的。对于直接作战任务,军用规格的要求仍然不可替代,但商业平台积累的可靠性数据和工程经验可以为专用装备的研制提供参照,缩短后者的开发周期。

2、国防需求对民用技术成熟度的牵引作用

(1)极端工况可靠性要求倒逼工程化水平提升

民用机器人产业的繁荣容易掩盖一个事实:商业场景中的“可靠”与军事场景中的“可靠”处于不同的量级。一台在工厂车间连续运行数千小时的机器人,其故障率可能已经低到商业客户可以接受的程度。但工厂环境是受控的:温度恒定、粉尘可控、电磁环境干净、没有人为破坏。战场环境则相反:极端温度、扬尘潮湿、强电磁干扰、冲击振动,以及敌方的主动攻击。

国防需求对民用技术的牵引作用,最直接地体现在这种极端工况要求对工程化水平的倒逼上。军用环境试验标准对高温、低温、湿热、振动、冲击、电磁兼容的考核条件,远严于民用产品的常规验证。以高温试验为例,军用标准GJB150.3B-2025对高温贮存、高温工作、高温战术待命工作分别设定了不同的试验类别和持续时间要求,高温循环贮存试验需经历至少七次二十四小时循环。一套按照这一标准完成验证的机器人系统,其材料和电子元器件在极端温度下的可靠性得到了系统性检验。这些验证方法和工程经验,即使不直接转化为民用产品的标准要求,也可以通过设计准则、供应商筛选、故障模式库等形式,提升民用产品在高端应用场景中的成熟度。

军事分析人士在评估人形机器人的战场适用性时,列出的短板清单具有参考价值:续航仅四至六小时、结构脆弱、核心部件暴露在外、轻武器子弹或破片即可使其瘫痪。这些短板在民用场景中可能只是效率问题,在军事场景中则是生存性问题。解决这些短板的工程努力——更高能量密度的电池、更坚固的防护结构、更可靠的冗余设计——其成果必然会溢出到民用产品的高端型号中,正如军用车辆的防护技术最终渗透到民用汽车的安全设计中一样。

(2)军工研制标准向民用产品的质量溢出

质量溢出的机制比技术溢出更为间接,但影响同样深远。军工研制标准的核心特征不是“更高的指标”,而是“更系统的过程控制”。一套军品从设计到交付的全过程,受到设计评审、工艺评审、首件检验、批次追溯、故障归零等一整套程序的约束。这些程序的目的是确保每一件产品都符合经过验证的设计状态,任何偏离都必须被记录、分析和批准。

当民用企业进入国防供应链,或者与军工单位开展联合研制时,这套过程控制方法会以合作要求的形式渗透到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中。企业为了满足军品合同的要求,需要建立或升级其质量体系、追溯系统和变更管理流程。这些能力一旦建立,便不会仅用于军品业务,而是会提升企业全部产品线的质量一致性。对于人形机器人这类可靠性问题突出的产品类别,过程控制的强化具有直接的商业价值:商业客户同样不希望收到存在未记录变更的产品,同样需要可追溯的故障分析。军工标准向民用产品的质量溢出,其实际效果不是让民用产品“军用化”,而是让民用产品的质量管理从“够用”走向“可信”。

(三)人才与知识的跨界流动

1、国防科研院所背景团队进入商业赛道

(1)国防科技大学机器人实验室团队创立先途起源的案例

2026年9月,北京先途起源科技有限公司完成种子轮融资,由啟赋资本领投,金额数千万元。这家成立仅数月的新公司之所以引起投资机构关注,其核心团队的背景是关键因素。先途起源的核心团队脱胎于国防科技大学机器人实验室,该实验室是中国第一台仿人机器人“先行者”和中国首批四足仿生机器人之一“铁马”的诞生地。从“先行者”到“铁马”,再到新一代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智行者”,这支团队在中国足式机器人领域持续投入了约三十年。

先途起源的案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不在于单一企业的融资事件,而在于它呈现了一种人才流动的结构性模式。公司董事长兼CEO秦海力拥有国防科技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和二十年军工装备体系与科研项目管理经历,CTO安宏雷则是国防科技大学智能科学学院博士、机器人实验室副主任,曾担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及863课题系统总工程师。这种“技术带头人加项目管理骨干”的组合,正是军工科研体系培养出的典型人才结构:既懂技术前沿,又懂装备研制的系统工程方法。

团队选择的市场方向同样值得分析。先途起源聚焦两个赛道:面向特种作业与高危环境的四足机器人,以及面向工业场景的移动操作机器人,后者优先切入电力场景。这两个方向的选择逻辑清晰:特种作业与高危环境在需求特征上与军事场景高度接近——非结构化环境、安全风险高、对可靠性的容忍度低——而电力场景则具有环境封闭性强、任务流程成熟、客户付费意愿明确的特点。从军工科研背景出发,选择与军事需求邻近但商业逻辑成立的场景作为切入点,是一种务实的商业化策略。国防科技大学机器人实验室的人才积淀,在先途起源的案例中转化为一种可识别的商业竞争力:不是某项单点技术的领先,而是对“装备级”可靠性和系统工程方法的理解。这种理解在纯商业背景的创业团队中相对稀缺,在军工背景团队中则是默认配置。

(2)军工装备项目管理经验在商业产品定义中的价值

军工项目管理经验对商业产品定义的价值,往往被技术讨论所遮蔽。技术背景的创业者容易陷入“能力驱动”的产品逻辑:我有什么技术,就做什么产品。而军工装备研制的训练则强调“需求驱动”:客户面临什么任务,装备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在什么环境下使用,由谁操作和维护。这种思维方式的差异,在产品定义阶段产生的影响远大于在技术实现阶段。

先途起源管理层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注脚:“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一线,真正的考验从来不是单点炫技,而是能不能在真实工况里把任务稳定地完成。”这句话的技术含义是明确的:演示环境中的一次成功与真实工况中的持续稳定之间,存在一道需要系统工程方法才能跨越的鸿沟。军工项目管理经验提供的正是跨越这道鸿沟的工具:如何定义可验证的任务剖面,如何设计环境适应性试验,如何建立故障报告与纠正措施系统,如何管理供应商的质量一致性。这些方法在人形机器人从“会表演”走向“能干活”的过程中,其价值可能不亚于算法层面的创新。

2、军民两用技术人才的培养与保留

人才流动的另一个方向——从商业企业流向国防项目——同样值得关注,但其机制与军工背景团队创业有所不同。商业企业中积累的工程化经验,特别是大规模量产中的工艺优化、供应链管理和成本控制能力,是传统军工研制体系相对薄弱的环节。当国防项目需要以可接受的成本实现批量交付时,这些能力便成为稀缺资源。军民两用技术人才的培养,需要在教育阶段就打破军民分隔的课程体系和实践训练。国防科技大学等院校在机器人领域的持续投入,以及其团队在民用赛事(如机器人勇士挑战赛)中的参与,本身就是军民两用人才培养的一种实践形式:学生在解决应急救援这一兼具民事与军事意义的任务中,获得的技能在两个领域都适用。

人才的保留则面临更为复杂的约束。军工背景的技术骨干进入商业企业后,其知识结构和经验积累仍然具有国防价值,但这种价值的实现需要制度化的合作渠道,而非依赖个人关系的偶然连接。先途起源团队与国防科技大学实验室之间的技术谱系联系,是一种自然的保留形式:人才离开了体制内岗位,但其知识仍在服务于具有军民两用潜力的技术方向。更制度化的形式——如联合实验室、定向项目合作、兼职兼薪——在政策层面已有空间,但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具体实践尚不充分。这一环节的完善程度,将在相当程度上决定军民融合在这一产业中的实际深度。

二、产业范畴与统计口径的军民二分与交叉

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军民融合,在整机层面呈现为一种可观察的对应关系,在产业链层面则呈现为一种不均匀的分布。民用整机与军用改型之间并非简单的“同一产品换标签”,而是共享本体平台、差异化任务载荷、按场景调整规格的集成关系。产业链上游的部组件环节军民通用程度最高,中游整机制造则出现分线生产的策略分化,下游场景的分野与交叉则取决于任务类型对“人体形态”的依赖程度。理解这一分布结构,是判断哪些环节真正具备军民融合产业基础、哪些环节更多停留在概念层面的前提。

(一)民用整机与军用改型的对应关系

1、商业通用平台与军用任务载荷的集成逻辑

民用整机与军用改型之间最现实的衔接方式,是将商业人形机器人作为通用移动与操作平台,在其上集成军事任务所需的专用载荷与软件模块。这一逻辑与航空工业中“民用飞机平台加军用任务系统”的改型思路相通,但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呈现出更高的集成密度和更短的迭代周期。

巴西独立日阅兵中展示的排爆机器人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案例。该机器人本体脱胎于宇树科技的G1通用平台,经巴西军事工程学院二次开发后,被赋予远程识别与处置爆炸物的职能。这一案例的产业含义不在于排爆功能本身的技术难度,而在于改型的路径:通用平台由商业企业批量制造并保障供应链,任务载荷与作业软件由使用方或第三方集成商完成。平台企业不需要为每一个军事应用场景重新设计整机,集成方也不需要从零构建运动控制与基础操作能力。分工的节点落在“通用能力”与“专用任务”之间,而非军民属性之间。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示的“凤行-001”则代表了另一种集成逻辑:由军工集团主导整机研制,但大量复用航空工业体系内的成熟技术。该机器人身高约一点八米、体重八十公斤,腿部采用源自航空发动机技术的紧凑型电机以提升承载能力,并采用电液混合驱动架构与航空功率电传技术。其设计目标是航空制造、机载导弹装载和飞机操作等典型航空场景。据现场工作人员介绍,两到三台该型机器人可完成通常需要四到六名工人承担的导弹装载任务。更具启示意义的是飞机操控应用:将老旧飞机改装为无人平台通常需要对线路和机载计算机系统进行大规模改造,而采用去掉下肢的改型人形机器人来操作飞机,成本仅为前者的十分之一。这一对比揭示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经济逻辑:在某些军事场景中,人形机器人的价值不在于“比人更强”,而在于“比改造环境更便宜”。人类设计的驾驶舱、工具和操作界面无需为机器人重新设计,机器人只需具备与人体兼容的操作能力即可。

两种集成逻辑的并存,反映了军民融合在人形机器人整机层面的实际形态。商业平台加任务载荷的路径适合非涉密、通用性强的任务(排爆、巡检、物资搬运),其优势在于成本低、迭代快、供应链成熟。军工主导研制的路径适合与作战系统深度耦合、涉密等级高的任务(导弹装载、飞机操控),其优势在于系统集成可控、保密链条完整。二者并非替代关系,而是按任务性质分工。

2、军用规格对民用本体的改造需求

商业通用平台进入军事场景,面临的改造需求集中在环境适应性、可靠性与可消耗性三个维度。

环境适应性的差距最为直观。在乌克兰接受测试的美国“幻影Mk-1”人形机器人,一代机不具备防水防尘能力,没有大容量电池,必须外接供电,在泥泞路段跌倒后无法自行站起。这些缺陷在商业演示中或许只是不便,在战场环境中则意味着任务失败。正在研发的二代机将载重能力从二十余公斤提升至八十公斤,搭载三千瓦时电池,并加入防水防尘设计。这一改进清单本质上是一份“军用规格改造需求书”:防护等级、能源自持力、跌倒恢复能力,每一项都是从战场条件倒推出来的工程指标。

可消耗性则是更深层的经济约束。国防领域的分析指出,军用场景下的人形机器人具有较强的消耗品属性,因此价格必须下降到一定水平以下才具备实战合理性。这一要求直接影响了传动方案的选择:谐波减速器在精度和扭矩密度上占优,但抗冲击能力弱、受外部冲击时柔轮易碎、寿命较短;摆线针轮减速器精度稍逊,但抗冲击性强、逆驱动性好、价格更低,更符合军用场景对耐久性和经济性的双重需求。这意味着军用改型并非简单地在民用产品上“加装防护”,而是在核心传动方案上就可能做出与民用产品不同的选择。军民二分在这里触及了本体设计的最底层。

可靠性验证的周期约束同样不可忽视。民用产品的可靠性数据来自产线运行和商业部署,军用改型需要按照军用环境试验标准重新验证,包括高温、低温、湿热、振动、冲击、电磁兼容等系列考核。这一过程无法通过商业数据替代,但商业产品积累的故障模式库和设计准则可以缩短验证中发现问题的周期。改造需求的实质,是在商业平台已经验证的“能不能动”之上,叠加军事场景要求的“在什么条件下必须能动”。

(二)产业链环节的军民分布

1、上游部组件的军民通用程度

上游部组件是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军民通用程度最高的环节。这一判断的依据不在于技术指标的完全一致,而在于同一类部组件在军民两个市场中对应着可比较的需求,且民用产能对军用供应具有直接的支撑或替代潜力。

执行器与传动部件是最典型的例子。谐波减速器、行星滚柱丝杠、无框力矩电机在民用机器人关节中承担精密传动与驱动功能,在军用装备中同样用于光电转台、伺服机构、舵机等场景。中国民用机器人产业在这些部组件上的产能扩张和成本下降,为军事科研提供了可复用的硬件基础。兵科院宁波分院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示的轻量化结构件成果,直接为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的“伏羲机器人”提供关键构件支撑,其技术路线——高性能铝合金、镁合金、低成本钛合金结合拓扑优化与增材制造——在保证强度的前提下减重,提升运动灵活性与续航。这类材料与工艺层面的成果,其军民边界本身就不清晰:同一种轻量化设计方法,既服务于军用机器人的机动性,也服务于民用产品的能效。

感知传感器的情况稍显复杂。3D视觉、惯性测量、力/力矩传感器在军民场景中的原理相同,但军用规格对电磁兼容性、环境耐受性和抗干扰能力的要求显著更高。然而这种差异并不构成“两套供应链”的必要性。民用传感器企业可以通过产品分级策略——基础型号面向商业客户,加固型号面向军用或特种作业客户——在同一技术平台上覆盖两个市场。关节电机领域正在出现的军民协同模式更具启示性:2026年9月签约落地的军民两用高性能机器人关节电机联合实验室,由芯片企业、军工电机厂和军民融合平台三方共建,目标是攻克芯片与电机的系统耦合匹配难题,推动国产关节电机从“指标可用”迈向“工况好用”。这种合作模式的逻辑在于:民用市场对小型化、高能效、低成本的要求,与军用市场对宽温域、抗冲击、长寿命的要求,在底层材料与工艺上共享大量共同知识,分线开发反而是效率损失。

2、中游整机的军民分线生产策略

中游整机制造的分线策略,取决于企业的市场定位和产品谱系。当前可以观察到的策略大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民品主导、军品改型”。以宇树科技为代表的商业整机企业,核心业务是民用和科研市场的大规模出货,军事应用以第三方改型或合作开发的方式出现。巴西阅兵中的排爆机器人即属此类:本体由商业企业提供,军事化改装由使用方完成。这种策略的优势是企业不必承担军品研制的高投入和长周期,也不必建立完整的军工资质体系;局限在于企业对军事场景的理解深度有限,改型的主导权不在自己手中。

第二类是“军工主导、民技复用”。中国航空工业集团的“凤行-001”代表了这一路径。整机研制由军工集团主导,但大量复用航空工业体系内的成熟技术(航空发动机衍生电机、功率电传、电液混合驱动),同时借鉴民用人形机器人的运动控制方法和供应链资源。军工集团的优势在于系统集成能力、保密体系和与作战需求的直接对接;挑战在于研制节奏与商业迭代速度之间的张力。

第三类是“军民并线、平台共享”。部分企业选择在同一技术平台上开发民用和军用两个版本,共享核心部组件和软件架构,但在环境适应性、防护等级、通信接口和安全架构上按军品要求进行差异化配置。这一策略的合理性在于人形机器人的核心成本(关节模组、计算平台、传感器)在军民版本之间高度共享,分线生产的主要差异发生在总装和测试环节而非零部件制造环节。但这一策略对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和供应链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同一产线上不同规格产品的物料隔离、过程追溯和检验标准区分,需要精细化的管理投入。

三种策略的并存本身说明,人形机器人整机制造的军民分线尚未形成稳定范式。技术路线的快速演进和军事需求的模糊性,使得企业难以在早期做出不可逆的分线投资决策。当前更常见的做法是保持产线柔性,根据订单性质调整配置,而非建立物理隔离的两条产线。

3、下游场景的军民分野与交叉

下游场景的军民关系,不宜用“分野”与“交叉”的二元框架简单概括。更准确的描述是:场景按其对“人体形态”的依赖程度形成一个谱系,谱系的一端是军民高度重叠的通用任务,另一端是军事专属的作战任务。

高度重叠的一端集中在后勤保障与设施维护类任务。搬运物资、更换电池、装卸载荷、巡检设施、操作既有工具——这些任务在民用工业和军事基地中面对的是同一类物理环境(人类设计的建筑、车辆、工具),对人形机器人的能力要求基本相同。乌克兰“机器人军团”计划中列出的近期任务清单——搬运弹药、排雷、后送伤员、维护装备——与民用仓储物流和危险环境作业的能力需求高度重合。在这一谱系位置上,军民场景的差异主要不在任务本身,而在运行条件(战场环境有对抗性威胁,民用环境没有)和可靠性要求(军事场景对故障的容忍度更低)。这意味着民用场景中积累的任务技能包,在军事应用中具有较高的可迁移性,但需要叠加环境适应性和抗损伤能力的加固。

中间地带是侦察与警戒类任务。人形机器人在建筑内部、隧道、舰船舱室等人类设计的复杂空间中执行搜索和巡检,其形态优势在于能够使用楼梯、开门、操作开关。韩国国防相关研究将人形机器人的智能侦察与监视列为独立应用方向,强调其在山地、城市密集区和复杂室内环境中的地形克服能力。这一能力在民事场景中对应的是危险环境巡检(化工厂、核设施、灾害废墟),在军事场景中对应的是城市作战侦察和设施清查。任务逻辑相通,但军事场景增加了对抗性变量:目标可能伪装、通信可能被干扰、环境可能被故意破坏。

军事专属的一端是直接交战与武器操作类任务。为机器人配备武器、执行突击或清剿任务,涉及自主决策的伦理法律边界和人在回路的控制层级设计,其技术要求和制度约束在民用场景中没有对应物。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团队描述的六台机器人编入突击组执行逐层清剿的建模场景,被作者判断为五到十年内可能具备可用性。这一时间框架本身说明,军事专属场景的技术成熟度远低于通用保障场景,其在当前阶段的产业意义不在于订单规模,而在于为长期技术方向设定牵引目标。

产业统计口径的困难正源于这一谱系结构。如果将“人形机器人军事应用”界定为直接交战任务,其当前产业规模接近于零;如果界定为包括后勤保障、设施维护、训练辅助在内的广义军事相关应用,则部分民用出货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军事使用场景(通过军方采购公告中的人形机器人品目可以观察到这一趋势)。两种口径之间的巨大差异,使得任何关于“军用人形机器人市场规模”的单一数字都缺乏解释力。更有意义的统计方式可能是按任务类型分层:通用保障类(军民高度重叠)、侦察警戒类(能力相通但条件不同)、直接交战类(军事专属且尚在早期)。这一分层框架虽然难以给出一个简洁的总量数字,但它准确地反映了军民融合在这一产业中的实际分布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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