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松: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三)
日期 2026-10-21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北京云阿云

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

导读:这是一场关于未来战局与产业主权的正面争夺。商业规模已经筑底,国防需求正在引爆——人形机器人正从试验场冲向列装线。工业经济性拐点迫在眉睫,家庭场景爆发在即,十万亿市场规模迎来巨富风口。报告全文20万字,由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20日星期二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三章

军事应用场景与技术需求

一、战场任务的替代逻辑与能力匹配

军事应用场景的讨论,需要首先澄清一个容易被渲染叙事所遮蔽的前提:人形机器人在战场上的价值,在当前技术阶段并不体现为“替代士兵作战”,而是体现为在特定任务环节中“替代人体暴露于危险之中”。这两者之间的区别至关重要。前者要求机器人具备与人类相当的战术判断力、环境适应性和对抗生存能力,这些能力在可预见的未来尚不具备;后者只要求机器人能够在特定条件下完成有限的操作任务,这些任务的能力需求与民用工业场景存在可测量的重叠区间。理解这一区别,是分析人体形态战场适配优势的认识起点。

(一)人体形态的战场适配优势

1、对现有轻武器与载具的直接操作能力

(1)无需专门稳定平台即可使用制式枪械

人形机器人对轻武器的操作能力,是“形态适配”逻辑最直观的体现。人类设计的枪械——握把角度、扳机行程、瞄准基线、后坐力传导路径——全部以人体手部结构和上肢运动学为基准。一台具备拟人上肢的人形机器人,在原理上不需要任何专门设计的武器挂架或稳定平台,即可直接握持并操作制式枪械。

乌克兰战场上接受实战环境评估的“幻影MK-1”提供了可参照的技术参数。该机器人腕部扭矩为二十牛米,足以操作M16级别的普通步枪;腿部最大峰值扭矩为一百六十牛米,可以击倒一名成年人。基于可穿戴动作捕捉系统,人类操作员可以遥控机器人做出格斗出拳、据枪瞄准以及战术规避等连贯动作。这一能力水平的意义不在于“机器人能够开枪”——远程操控的固定机枪早已实现这一功能——而在于机器人能够在移动中、在人类设计的空间内(楼梯间、走廊、车辆内部)操作与人类士兵相同的武器,而不需要为武器系统单独设计一套发射平台。武器不需要改装,战术动作可以迁移,训练成本被压缩到操作员的遥控训练层面。

然而,这一能力的实战价值受到多重约束。当前人形机器人的自主瞄准和射击决策能力极为有限,实际使用中仍依赖操作员的第一人称视角遥控。通信链路的可靠性和抗干扰能力成为决定性的瓶颈:在电磁对抗环境中,遥控链路一旦中断,机器人便丧失作战能力。此外,轻武器射击产生的后坐力和振动对机器人关节结构和传感器精度的影响,在公开信息中尚未见到系统性的测试数据。菲律宾海军陆战队在2026年美菲“肩并肩”演习中使用的四足机器人虽配备了步枪,但其实际射击精度和可靠性并未公开披露。人形机器人的武器操作能力,在技术演示层面已经成立,在战场可靠性层面仍待验证。

(2)坦克战车内充当驾驶员、车长、炮长的替代潜力

比轻武器操作更具军事经济学意义的场景,是人形机器人在装甲车辆内部替代乘员。这一场景的逻辑基础与前述“凤行-001”操作老旧飞机的案例相通:坦克和装甲车的驾驶舱、炮塔、操纵装置全部按人体尺度设计,一台具备人类尺度操作能力的人形机器人,在原理上可以直接坐进驾驶位或炮手位,操作现有的操纵杆、按钮和显示终端,而不需要为无人化而重新设计整车的控制系统。

这一路径的经济优势在老旧装备改造中尤为突出。将现役坦克改装为完全无人平台,需要对火控系统、通信系统、驾驶控制系统进行全面替换,改造周期长、成本高,且可能影响装备的原有作战性能。而采用人形机器人“替坐”的方案,坦克本身几乎不需要任何改造,机器人只是作为乘员的物理替代者进入舱内。有分析以飞机操控为例指出,采用去掉下肢的人形机器人操作老旧飞机,成本仅为全面无人化改造的十分之一。坦克场景中这一比例关系可能有所不同,但逻辑方向一致:当改造对象是数量庞大的存量装备时,“替坐”方案的边际成本远低于“重构”方案。

然而,这一场景的技术挑战不容低估。坦克舱内空间极为狭窄,人形机器人需要在受限空间内完成上下车、坐姿调整、操纵装置触及和应急操作等一系列动作,其运动规划难度远高于开阔环境中的行走。舱内的振动、噪声、高温和粉尘环境对机器人的传感器和关节模组构成严峻考验。更重要的是,坦克乘员的核心职能不仅是“操作装置”,还包括战场态势判断、目标识别、威胁评估和战术决策——这些认知层面的能力,当前人形机器人完全不具备。因此,“替坐”方案在近期的现实应用场景,可能仅限于驾驶和装填等相对程序化的岗位,而车长和炮长的职能仍需人类承担。在有人与无人混合编组的过渡阶段,机器人乘员与人类乘员协同操作同一辆战车,可能是比完全无人化更为现实的演进路径。

2、复杂地形通过能力的全面性

(1)奔跑跳跃、越壕翻墙的当前水平

复杂地形通过能力是人形机器人相对于轮式和履带式平台的核心优势所在。轮式平台在平整路面上效率极高,但面对楼梯、台阶、沟壑和废墟时几乎无能为力;履带式平台的地形适应性更强,但在室内环境和人类尺度的障碍面前仍然受限。人形形态的通过能力,理论上可以覆盖人类能够通过的全部地形。

2026年的技术进展为此提供了可量化的参照。宇树G1人形机器人(身高一点三米)在一项跑酷研究中实现了峰值速度三点四一米每秒、翻越一点二五米高墙(相当于身高的百分之九十六)的能力,从蹬地到站稳仅用三点六三秒,动作节奏和关键节点时序与人类跑酷运动员高度吻合。更值得注意的是该能力的训练和部署方式:仅靠机载深度相机感知,仿真训练完成后零样本部署到实体机器人,无需人工干预和真机微调。在连续越障测试中,机器人自主感知、自主选择技能、自主切换动作,即使障碍物被临时移动半米,也能实时调整接近距离和动作时机。这一能力水平的含义是:在受控的、已知类型的障碍环境中,人形机器人的动态通过能力已经接近实用门槛。

但“受控障碍环境”与“战场地形”之间的差距需要清醒评估。跑酷测试中的障碍物是规则几何体,表面摩擦系数已知,结构强度经过验证。战场上的障碍则远为复杂:被炸毁的建筑废墟中,钢筋、碎混凝土和家具碎片构成不规则的三维结构,承载能力不确定,可能存在尖锐边缘和隐藏空洞;壕沟的壁面可能是松软的泥土或湿滑的黏土;翻越的矮墙可能已经松动,受力后坍塌。在这些条件下,机器人的感知系统需要从深度图像中判断结构的可承载性,运动规划需要在不确定的接触条件下保证稳定性,而当前的技术水平距离这一要求仍有显著差距。乌克兰实战测试中“幻影MK-1”在泥泞路段摔倒后无法自行站起的事实,正是这一差距的直观体现。

(2)攀爬匍匐翻滚的远期目标

如果说奔跑和跳跃属于动态通过能力的“上半场”,那么攀爬、匍匐和翻滚则属于更为困难的“下半场”。这些动作的共同特征是:机器人需要与地形保持大面积接触,接触点的分布和受力高度不确定,且动作过程中机器人的姿态远离稳定平衡点。

攀爬能力在军事场景中的需求是明确的:翻越围墙、攀上窗台、沿着陡坡或瓦砾堆上行。当前公开的攀爬能力主要停留在翻越规则高墙的水平(如前述一点二五米平台的攀爬),对于不规则表面的攀爬——如砖墙的抓握、岩壁的附着——尚未见到成熟的人形机器人解决方案。四足机器人在这一领域有一定进展,但其关节构型与双足人形存在本质差异,技术路径不能直接迁移。

匍匐能力的需求场景包括通过低矮空间(管道、坍塌建筑缝隙、车辆底盘下方)和降低暴露面积。人形机器人在匍匐姿态下的运动控制面临独特困难:驱动关节在贴近地面的姿态下力矩需求模式与直立行走完全不同,感知系统在贴近地面时的视野和测距精度受到限制,且从匍匐到站立的姿态转换需要复杂的全身协调。公开信息中尚未见到人形机器人匍匐运动的系统性研究报道。

翻滚能力的军事价值在于快速规避和姿态恢复。在遭遇火力威胁时,机器人通过翻滚改变位置和姿态,降低被命中概率;在跌倒后,通过翻滚动作恢复站立姿态。后一项能力对战场生存性尤为关键:如前所述,“幻影MK-1”在乌克兰的一个主要缺陷就是摔倒后无法自行站起。升级版“幻影MK-2”将“摔倒后自主恢复站立”列为承诺补齐的功能之一,说明这一能力在实战评估中被认定为必要。但“恢复站立”与“战术翻滚”之间仍有差距,前者是姿态恢复的基本功能,后者是在动态环境中主动运用的战术动作。

综合来看,复杂地形通过能力的发展呈现明显的梯度:奔跑和跳跃在受控条件下已接近实用,越壕翻墙在规则障碍中可行,但在战场非结构化地形中的可靠性尚未验证;攀爬、匍匐和翻滚仍处于研究早期,距离实战部署有相当距离。这一梯度分布意味着,人形机器人在军事场景中的部署范围,在近期内将主要局限于地形条件相对可控的环境——建筑内部、设施周边、道路和硬质地面——而非全谱系的战场地形。

(二)典型作战场景设想

1、城市作战的逐层清剿

(1)国防科技大学六台战斗机器人与地面部队协同的建模场景

城市作战是人形机器人军事应用中讨论最为集中的场景,其逻辑基础在于城市环境的高度“人体化”:建筑内部的空间尺度、楼梯和走廊的宽度、门和窗的尺寸、家具和设施的形态,全部以人体为基准设计。轮式和履带式平台在建筑内部几乎无法有效运作,而人形机器人在原理上可以使用与士兵相同的通道和空间。

国防科技大学位于西安的试验中心研究人员在2025年8月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描述了一个具体的建模场景:六台“战斗机器人”——包括人形机器人、机器狗或无人车——被分配给两个突击小组,与地面部队协同,逐层逐室清剿一栋被敌军占据的建筑。研究以作者预计未来五至十年内可能投入使用的装备为基础,对一支城市突击部队进行建模。

这一场景的技术含义值得逐层拆解。六台机器人分配给两个突击组,意味着每组三台,可能承担侦察、火力支援和物资运输等不同角色。人形机器人与机器狗、无人车的混合编组,暗示了不同形态平台按能力分工的设想:人形机器人负责需要操作能力的任务(开门、操作设备、使用武器),机器狗负责狭窄空间侦察和物资搬运,无人车提供火力或运输支持。与地面部队“协同”和“逐层逐室清剿”的描述,指向的是有人与无人混合编组的战术模式,而非完全无人化的突击。

然而,研究本身并未说明若干关键问题:机器人的交战规则如何设定,在遭遇平民时如何识别和处置,携带何种武器,以及在与人类士兵混编时决策权如何分配。这些未说明的事项,恰恰是城市作战场景中最为敏感和困难的环节。建筑内部的近距离交战,目标识别的时间窗口以秒计,误伤平民或友军的风险极高,而当前人形机器人的自主目标识别能力远不足以支撑可靠的敌我识别和平民区分。因此,这一建模场景在当前阶段的意义,更多在于为技术开发和战术研究设定方向,而非描述一种即将实现的作战方式。

(2)五至十年内可用性的研究判断

论文作者对上述场景“五至十年内可能投入使用”的判断,需要放在技术成熟度演进的坐标系中理解。这一判断的对象是“以建模场景为基础的装备体系”,而非某一种特定机器人。五至十年意味着在2031至2036年间,城市突击部队可能装备具备逐层清剿协同能力的机器人系统。这一时间框架与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人士的评估基本一致:人形机器人目前并非实用的战场系统,可能还需要五到十年。

五至十年判断的技术前提可以分解为几个层面。感知层面,机器人需要在建筑内部复杂光照条件下可靠识别人员、武器、障碍物和平民标识,当前视觉系统在烟雾、粉尘和低光照环境中的性能仍不稳定。决策层面,机器人需要在通信可能中断的条件下保持基本的任务执行能力,这要求一定程度的自主性,而自主决策的伦理和法律边界尚未在军事制度层面得到解决。可靠性层面,城市作战环境中的冲击、振动和损伤容限要求远超民用规格,而人形机器人在这些条件下的生存能力尚未经过系统验证。协同层面,有人与无人编组的指挥控制架构、通信协议和战术程序需要开发和训练,这本身就是一个以年计的过程。

这一时间判断的另一个解读角度是:五至十年并非“等待技术成熟”的被动周期,而是“技术开发与战术开发并行推进”的窗口期。论文建模本身即是战术开发的一部分:通过设定场景、定义任务剖面、识别能力缺口,为技术开发提供需求牵引。美国陆军的x科技人形竞赛则从另一侧推进:通过评估商业技术成熟度,为战术开发提供技术基线。两条路径的共同指向是:城市作战场景的可用性,将在技术迭代和战术演化的互动中逐步实现,而非在某一时间点突然“成熟”。

2、哨戒巡逻与高危任务

(1)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伏羲机器人的侦察巡逻功能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展示的“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提供了一个与城市突击场景不同的应用样本。与国防科技大学论文中的“战斗机器人”设想不同,伏羲机器人的功能定位更加务实: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察、智能巡逻、危险区域替代作业等任务,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可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

这一功能清单的军事含义是清晰的。岗哨执勤和巡逻是军事基地、设施和边境线的日常需求,其任务特征是重复性高、环境相对固定、但对持续注意力和响应可靠性的要求高。人类哨兵在长时间警戒中会出现注意力衰减,夜间和恶劣天气条件下的观察能力受限,而机器人在这些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危险区域替代作业——如在可能有爆炸物或污染物的区域进行侦察——则直接对应了“减少人员暴露”的核心逻辑。

伏羲机器人展示的“亥时·护民守安”城市夜间巡检编队演示,呈现了“多机器人协同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安防模式。多机器人编队协同的能力,在军事哨戒场景中对应的是设施周边的分布式警戒:多台机器人覆盖不同方向和区域,通过协同管控实现异常事件的交叉确认和快速响应。这一模式的技术门槛低于城市突击中的逐层清剿,因为哨戒环境通常是已知的、相对结构化的,异常事件的类型和处置方式可以预先定义。

伏羲机器人的功能定位反映了一种务实的军事应用策略:优先在任务边界清晰、环境条件可控、失败后果有限的场景中部署人形机器人,而非直接挑战最复杂的作战任务。哨戒巡逻的价值不在于“作战能力”,而在于将人类士兵从重复性警戒任务中释放出来,使其专注于需要判断力和战术素养的职能。这一策略与商业领域中人形机器人优先进入产线固定工位的逻辑是相通的:从结构化程度高的任务起步,逐步向非结构化任务扩展。

(2)远程操控模式对自主决策难题的规避

伏羲机器人的另一项关键技术特征是“身外化身”遥操作系统。根据公开信息,该系统是国内首个面向九十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自主可控遥操作方案,突破了人体动作实时重映射及同构遥操作技术,面向高危复杂场景支撑远程侦察、无人作业和专项处置等任务,建立“人员远端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模式。

远程操控模式在当前技术阶段具有特殊的战略价值:它绕过了自主决策这一最难解决且涉及伦理法律争议的环节。机器人在现场执行动作,但决策权保留在人类操作员手中。操作员通过第一人称视角感知现场环境,通过动作捕捉设备将自身的肢体动作映射到机器人上,机器人成为操作员在危险环境中的物理替身。这一模式的技术基础——动作重映射、力反馈、低延迟通信——在民用遥操作领域已有相当积累,军事化改型的主要挑战在于通信链路的抗干扰和安全性,以及操作员在压力环境下的操控精度。

远程操控的局限同样明显。通信链路是单点故障:一旦被干扰或切断,机器人即失去作业能力。操作员的认知负荷极高,长时间遥控作业会导致疲劳和精度下降。动作重映射的延迟在复杂操作中可能成为瓶颈,精细操作(如排爆中的剪线)对延迟的容忍度极低。此外,远程操控本质上仍然是“人在回路”,没有实现人员数量的节省——只是将人员从危险位置转移到了安全位置。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这意味着远程操控模式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人员安全保障上,而非兵力节约上。

自主决策与远程操控之间的谱系,实际上构成了人形机器人军事应用的技术路线选择空间。全自主方案在技术和伦理上均不成熟,全遥控方案在通信可靠性上存在脆弱性,介于二者之间的“监督式自主”——机器人在人类监督下执行预设任务,遇到异常时请求人工干预——可能是近期最现实的折中方案。这一模式在哨戒巡逻场景中尤为适用:机器人按照预设路线自主巡逻,在检测到异常时向操作员告警并传输现场信息,由操作员决定是否介入以及如何处置。伏羲机器人的岗哨执勤功能与遥操作能力的组合,指向的正是这一中间路线。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军事应用场景的技术需求与人形机器人的商业能力演进之间存在一种时序上的错配。商业场景中需求最迫切的是操作精度和任务效率,军事场景中需求最迫切的是环境适应性和生存能力。前者驱动的是灵巧手、力控和视觉伺服的发展,后者驱动的是防护、续航和抗干扰能力。两类需求在底层共享运动控制和感知决策的技术栈,但在工程优先级上存在差异。理解这一差异,是评估军民融合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实际推进节奏的关键。军事场景的近期落地,更可能发生在那些对“作战能力”要求最低、对“替代暴露”需求最高的任务中——哨戒巡逻、危险区域侦察、后勤搬运、设施维护——而非城市突击或直接交战。这些任务的共同特征是:任务边界清晰、环境条件可控、失败后果可管理。在这些场景中积累的运行数据和工程经验,将为向更复杂任务的扩展提供基础,而扩展的速度取决于前述技术梯度的爬升节奏。

二、当前技术成熟度与实战差距

从当前技术状态到这些场景的实际可用,中间横亘着哪些具体的、可测量的工程障碍。这些障碍的性质并非同一。能耗与续航属于物理约束,其突破依赖于电池材料和能源技术的进步;环境适应性与可靠性属于工程成熟度问题,可以通过迭代设计和验证逐步改善;自主决策的伦理与法律边界则属于制度建构问题,其解决路径不在实验室而在谈判桌和立法程序之中。三类障碍的演进节奏不同,对产业参与者的含义也截然不同。

(一)能耗与续航的战场约束

1、高能耗对持续作战能力的限制

人形机器人的能耗特征,从根本上源于其运动方式。双足行走是一个持续消耗能量以维持不稳定平衡的过程,与轮式平台在平地上近乎零边际能耗的滚动不同,人形机器人每迈出一步都需要关节电机做功来对抗重力、维持姿态并推动身体前进。这一物理事实决定了人形机器人的功率密度需求远高于同等负载的轮式或履带式平台。

当前技术状态下的续航数据可以从民用产品中管窥。宇树G1配备九千毫安时电池,续航约两小时。这一数据是在相对理想的实验室或轻度作业条件下测得的,负载有限,运动强度不高。军用场景的要求则完全不同。“幻影MK-1”在乌克兰战场测试中的表现提供了直接的参照:一代机不具备大容量电池,必须外接供电,在泥泞路段跌倒后无法自行站起。其升级版“幻影MK-2”承诺将续航提升至六小时,载荷提升至八十千克。从两小时到六小时,看似是三倍的提升,但在战场语境中,六小时仍然意味着一个作战周期内可能需要多次充电或换电。有军事分析人士指出,实战中人形机器人满电仅能支撑四到六小时,难以满足高强度连续作战需求。

续航约束的战术后果是具体的。在哨戒巡逻场景中,一台续航六小时的机器人无法覆盖一个完整的夜间警戒周期(通常为十至十二小时),除非部署多台轮换或设置中途充电点。在后勤搬运场景中,如果机器人每工作四至六小时就需要返回充电,其有效作业时间占比将显著下降,经济性随之恶化。更严峻的是,充电行为本身在战场上可能构成战术风险:充电站的位置暴露、充电过程中的防护需求、以及敌方针对能源补给节点的打击,都是轮式无人平台时代已经出现的问题,人形机器人的高能耗只会加剧这些风险。

从技术演进的角度看,续航问题的解决有两条路径。其一是电池能量密度的提升,这依赖于电化学体系的根本性进步,其节奏不以机器人产业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其二是换电和快充体系的建立,这属于系统层面的解决方案,需要将机器人设计、电池标准化、后勤保障流程作为一个整体来规划。后一条路径在军事场景中可能更为现实:与其追求单次充电的超长续航,不如设计标准化的快速换电模块和前沿换电点,使机器人的“有效出勤率”而非“单次续航”成为衡量指标。云深处DR02采用的模块化快拆快换设计,使核心部组件支持快速拆卸与更换,其思路可以延伸到电池模块层面。但这一方案的有效性取决于军队是否愿意为机器人建立一套专门的能源保障链条,而这本身就是一个需要论证的投入决策。

2、野外充电与后勤保障的配套需求

续航问题从来不只是电池问题。一台需要充电的机器人,其作战效能取决于充电基础设施的可获得性。在民用场景中,充电桩或换电站的部署是商业投资行为,由使用密度和收费模式驱动。在军事场景中,充电设施的部署是后勤规划问题,需要与作战单元的机动节奏、阵地选择和补给线路协同考虑。

美国陆军在早期地面无人系统演习中已经暴露过这一问题。在德拉姆堡的演习中,士兵们反映的一个核心困扰是:他们必须携带备用电池进入战场,因为在演习期间没有任何方式为电池充电。备用电池增加了士兵的负重,而不同型号的电池又增加了后勤管理的复杂性。士兵们反复要求至少实现操作控制单元与机器人之间的电池互换,更理想的情况是机器人使用陆军已经配发的标准电池。但调查发现,陆军制式电池的能量密度远不能满足所需的运行时间。这一二十年前的困境在今日的人形机器人上以更高的代价重现:人形机器人的电池重量和体积远超小型地面机器人,携带备用电池的负担更重,而标准化的缺失使跨型号互换更加困难。

野外充电的另一个维度是充电时间。战场环境中的电力来源可能是车载发电机、便携式太阳能板或前沿基地的固定电源,其功率输出和稳定性各有不同。如果一次完整充电需要数小时,机器人的实际可用性将远低于其理论续航所暗示的水平。快速充电技术(如高功率直流快充)对电池热管理和循环寿命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些要求在人形机器人紧凑的机身内部空间中更难满足。云深处DR02在热管理方面的做法提供了一个工程参照:通过整机热仿真重新布局发热源,设计被动与主动结合的热管理架构,同时在关节驱动层面做效率优化以减少源头发热。这一思路——从“散热”转向“少发热”——在续航优化中同样适用,但其效果受限于当前电机和传动系统的效率天花板。

后勤保障的配套需求还涉及维修和备件。人形机器人的关节模组、灵巧手和传感器是易损件,战场环境中的冲击和磨损会加速其失效。模块化设计可以降低维修门槛,云深处DR02的小臂、整臂、整腿等核心部组件支持快速拆卸与更换,左右臂、腿模块通用。但模块化的前提是备件的前沿储备。如果每一个作战单元都配备人形机器人,那么备件供应链的复杂程度将不亚于机器人本身。这一问题在当前的民用部署中已经初现端倪:工业客户关心的是停机时间而非单次故障的修复速度,而战场环境对停机时间的容忍度远低于工厂。

(二)环境适应性与可靠性短板

1、受控演示环境与真实战场条件的落差

人形机器人的公开演示通常发生在精心布置的环境中:平整的地面、受控的光照、稳定的温度和干净的空气。这些条件在商业展示中是合理的,因为演示的目的是展示能力上限而非验证可靠性。但战场环境恰恰相反:它由不受控的条件构成,而任务的成功取决于机器人在这些条件下的可靠性下限。

“幻影MK-1”的乌克兰战场评估提供了迄今为止最直接的对比数据。该机器人被交付至顿巴斯前线后,测试科目是危险区域内的后勤运输和物资补给任务。其暴露的缺陷清单具有代表性:不防水也不防尘,一旦在崎岖地形上摔倒,没有自主恢复站立的能力。这些缺陷在实验室中可能不会出现,因为实验室没有泥泞、没有雨水、没有导致跌倒的不规则地形。但在真实战场条件下,它们直接决定了机器人能否完成任务。云深处技术负责人的表述虽然针对的是工业客户,但其逻辑在军事场景中同样成立:“演示只需要一次成功,交付需要一千次不失败。”

受控环境与真实条件之间的落差,在技术层面表现为“分布偏移”问题。机器人的感知系统和运动控制算法是在训练数据分布上优化的,当部署环境偏离这一分布时,性能会急剧下降。跑酷测试中机器人能够在障碍物被临时移动半米时实时调整,这是对分布偏移的一种鲁棒性表现,但移动半米的障碍物仍然在训练分布的范围之内。战场上的分布偏移则远为剧烈:被炸毁的建筑废墟中,结构的承载能力不可预测,表面摩擦系数未知,可能存在训练数据中从未出现过的几何构型。当前的人形机器人感知系统尚不具备从单次交互中推断结构力学性质的能力,也无法在接触发生前可靠地预测表面是否会塌陷或滑移。

一个更深层的落差在于任务的定义方式。民用演示中的任务是封闭的:成功与否有明确的判据(是否抓取了物体、是否到达了目标点)。军事任务则是开放的:任务环境可能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变化,目标可能出现或消失,失败的模式可能不是“没有完成任务”而是“以错误的方式完成了任务”。这种开放性对机器人的异常检测和自主恢复能力提出了远高于民用场景的要求,而当前的技术水平距离这一要求有显著差距。

2、强电磁干扰、极端温度、扬尘潮湿的考验

环境适应性中的物理约束,是工程层面最为具体也最难回避的挑战。

电磁干扰在战场环境中的严重程度远超民用场景。民用机器人依赖的无线通信(Wi-Fi、蓝牙、蜂窝网络)在军用电磁对抗环境中极易被干扰或阻断。一项关于机器人遥操作竞赛的研究记录了一个直观的数据:在实验室环境中,网络延迟约二百八十毫秒、丢包率低于百分之一,操作稳定;但在决赛现场,延迟超过五秒、丢包率达到百分之百,通信完全中断。该研究的结论是明确的:通信可靠性是遥操作的生命线,依赖公共Wi-Fi是重大失误,未来设计必须将专用抗干扰链路(如私有5G、专业射频发射器)作为首要子系统而非事后补充。军事场景的电磁环境比竞赛现场更为严酷:敌方可能使用定向干扰、欺骗式干扰或电磁脉冲武器。人形机器人的遥控模式在强电磁对抗下的脆弱性,是其从“可用”走向“可靠”必须跨越的门槛。

极端温度的考验同样严峻。云深处DR02的工作温度范围为零下二十摄氏度至五十五摄氏度,这在民用行业级产品中已属宽温设计。但战场环境可能超出这一范围:寒区冬季气温可低至零下三十至四十摄氏度,沙漠或热带环境的地表温度可能超过六十摄氏度。宇树G1在零下四十七点四摄氏度的新疆阿勒泰地区完成了一项雪地行走测试,工程团队为其加装了热夹克保温中央计算单元,并对腿部关节和致动器进行了塑料覆盖和薄膜保护,电池组也做了专门绝缘处理。这一案例说明极端低温下的运行是可能的,但需要针对性的改装和辅助措施,而非产品出厂状态即可胜任。高温方面的问题同样存在:早期美军地面机器人在路易斯安那夏季演习中,环境温度达到华氏一百一十五度(约四十六摄氏度)、热指数超过一百三十度时,直接暴晒下运行的系统出现集成电路故障,解决方式只能是关机冷却约三十分钟。人形机器人的计算单元和关节驱动器在高温下的热管理难度更高,因为其内部空间更为紧凑。

扬尘潮湿的防护要求,在民用产品中已有可参照的标准。云深处DR02达到IP66防护等级,可在户外淋雨、潮湿、粉尘环境中工作。IP66意味着完全防尘和防强水流喷射,这对于民用户外作业已经足够。但战场环境中的粉尘可能包含爆炸残留物和化学污染物,潮湿可能伴随油污和腐蚀性液体,冲击可能来自爆炸破片而非简单的跌落。军用防护标准在这些维度上的要求,与民用IP等级之间存在实质性差距。更根本的问题是:防护等级的提升往往以重量、散热性能和可维护性为代价。一个完全密封的关节模组散热效率低于开放式设计,而战场环境同时要求防护和散热,二者的平衡在紧凑的人形机器人机身中尤为困难。

综合来看,环境适应性的短板并非不可克服,但每一项改进都伴随着其他性能的妥协。这是工程成熟度问题的典型特征:没有单一的技术突破可以一举解决所有问题,进步来自一系列权衡的逐步优化。云深处技术负责人的表述概括了这一过程的本质:人形机器人比四足机器人更难做热管理和防护,因为活动关节更多、手部结构更复杂、外露线缆和接插件更多,“每一个缝隙都是进水进尘的通道”。从“能演示”到“全天候可靠工作”之间的距离,正是由这些缝隙和关节构成的。

(三)自主决策的伦理与法律边界

1、开火授权的控制层级设计

自主决策的伦理问题,在人形机器人军事应用的语境中,具体化为一个可操作的技术与制度设计问题:开火授权在人与机器之间如何分配。

当前的国际讨论中,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概念框架区分了三种控制模式:人在回路中(human-in-the-loop,操作员直接控制每一次交战决策)、人在回路上(human-on-the-loop,操作员监督系统运行,可在必要时干预)和人在回路外(human-out-of-the-loop,系统自主决策,人类不参与)。一项基于蒙特卡洛模拟的研究量化了这三种模式之间的权衡:从人在回路中切换到人在回路上,响应延迟从八点五一秒降低到一点二零秒,降幅约百分之八十六,但问责链完整性从百分之九十七点八下降到百分之六十八点二,降幅约三十个百分点。这一“速度与问责的权衡”揭示了自主决策的核心困境:提高自主性可以加快反应速度,但代价是降低人类对决策过程的控制和事后追责的清晰度。

对于人形机器人而言,这一困境的具体形态与无人机或固定防御系统有所不同。人形机器人的设计初衷之一就是操作人类工具和使用人类武器,其“持枪”能力是形态优势的直接延伸。但这意味着开火决策发生在机器人本体上,而非远程的操作员终端上。如果机器人具备自主识别和射击能力,那么从“识别到目标”到“扣动扳机”之间的时间窗口极短,人类操作员在回路中进行干预的可行性取决于通信延迟和操作员的认知负荷。在建筑内部近距离交战中,目标出现和消失的时间以秒计,人在回路中的模式可能使机器人丧失反应时机;而人在回路上或回路外的模式则将生死决策交给了一个在复杂环境中可靠性尚未验证的系统。

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官方立场是明确的:始终强调人类必须保留对武器系统的最终控制权,并积极主张通过国际谈判出台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禁令。这一立场与美国的态度形成对比:美国多次在国际场合反对启动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致命自主武器禁令谈判,主张用没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替代国际条约。联合国秘书长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2026年8月的联合呼吁中,明确要求禁止两类自主武器:行为不可预测的武器,以及以人类为目标的武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官员的解释直指问题核心:战场上“情况可能变化得非常快”,“战斗员可能投降或受伤,从而受到保护而免于攻击;平民可能进入自主武器系统的作战区域;武器可能遇到未曾预料的情况”。一个无法理解投降手势、无法区分受伤士兵与活跃战斗员、无法识别平民进入交战区域的系统,在伦理和法律上都不具备开火授权的资格。

控制层级设计的现实路径,可能不是在“全自主”和“全遥控”之间做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根据任务类型和风险等级进行分层配置。对于哨戒巡逻中的异常检测和告警,自主性可以较高,因为决策的后果是“报告”而非“射击”。对于直接交战,人在回路中应作为底线原则,技术设计的重点应放在如何降低这一模式下的响应延迟和操作员认知负荷,而非绕过这一原则。混合自主的架构——常规步骤自动化,异常处置升级至人类操作员——在民用医疗机器人领域已有讨论,其逻辑可以迁移到军事场景:机器人的自主性限于可逆的、低风险的决策,涉及致命武力的决策始终保留人类授权环节。

2、区分战斗员与平民的技术难题

如果说开火授权的控制层级是一个制度设计问题,那么区分战斗员与平民则是一个直接的技术能力问题。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区分原则:冲突各方在任何时候都应将平民居民与战斗员、民用物体与军事目标区分开来,并相应指导其军事行动。对于人类士兵而言,这一区分即使在压力下也常常出现错误;对于机器而言,其难度是数量级的提升。

区分的技术困难可以从感知和推理两个层面来分析。感知层面,战斗员与平民的视觉特征在战场上并不总是清晰可辨。战斗员可能不穿制服、不携带可见武器、混入平民人群;平民可能携带类似武器的物品、出现在军事目标附近、或被用作人盾。当前的计算机视觉系统在受控条件下可以高精度识别人形,但在战场条件下——烟雾、粉尘、遮挡、伪装、低光照——的识别可靠性远未达到致命决策所需的水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指出的场景具有代表性:一个战斗员可能放下武器表示投降,一个受伤的战斗员在法律上享有保护,但这些状态变化在视觉上可能极为细微且转瞬即逝。要求一个视觉系统在数秒内可靠地判断“此人是否构成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在技术上是不现实的。

推理层面的困难更为根本。区分原则不仅要求识别“这个人看起来像什么”,还要求判断“这个人在当前情境下具有什么法律地位”。这一判断依赖于对上下文的理解:此人所在的位置是否靠近军事目标,其行为是否构成直接参与敌对行动,其携带物品的性质,以及交战方的情报和警告情况。这些信息中的大部分无法从机器人搭载的传感器中直接获取,需要与更广泛的战场态势感知和指挥系统进行信息融合。而信息融合的完整性、及时性和可靠性,在通信受限的战场环境中恰恰是最脆弱的环节。

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将“以人类为目标的自主武器”列为必须禁止的类别,其理由正在于此:将人类生命“简化为数据、算法、传感器和机器操作”,在技术上无法保证区分原则的可靠执行,在伦理上则跨越了“机器不得决定人类生死”的道德红线。对于人形机器人的军事应用而言,这一禁令的实践含义是:即使机器人具备持枪能力,其开火决策的最终授权也不应脱离人类控制,而区分战斗员与平民的责任,在法律和操作层面都应保留在人类指挥链中。机器人可以辅助感知和提供信息,但不能替代人类做出致命判断。

这一结论对产业参与者的含义是务实的。人形机器人在军事场景中的近期价值,应当聚焦于那些不涉及致命决策的任务:后勤保障、设施维护、侦察感知、危险环境作业。在这些任务中,机器人的自主性不会触发区分原则的适用,其技术短板(感知可靠性、环境适应性)也不会直接转化为法律和伦理风险。将资源投向这些领域的工程化改进,而非追求“武装机器人”的演示效果,是更为审慎也更具可持续性的产业策略。军事需求对可靠性的极端要求,在这些非致命任务中同样能够发挥牵引作用,而这种牵引不会将产业拖入伦理争议的漩涡。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当前技术成熟度与实战差距的本质,不在于某一项技术的落后,而在于多个维度的工程约束同时存在且相互耦合。续航不足限制了任务时长,环境适应性不足限制了部署范围,通信脆弱性限制了遥控模式的可靠性,自主性不足又使得减少对人类操作的依赖变得困难。这些约束的缓解需要时间和持续的工程投入,而它们的彻底解决在可预见的未来可能仍不现实。对于产业和政策的制定者而言,承认这一现实是制定合理预期和务实策略的前提。人形机器人在军事领域的价值,不在于它现在能替代士兵做什么,而在于它在特定任务中能够减少多少人员暴露,以及在持续迭代中,这一能力边界能够以多快的速度扩展。

三、军用人形机器人的研制主体与路径

军用人形机器人的研制格局,不同于传统武器装备由军工集团单一主导的模式。人形机器人的技术底座与民用产业高度共享,商业企业的整机能力在某些维度上已经走在军工体系前面,而军工集团的优势则集中在系统集成、场景理解和可靠性工程层面。这一格局决定了研制主体之间的分工不是简单的“谁牵头、谁配套”,而是一种多主体并行推进、各自发挥比较优势的协作形态。与此同时,商业企业进入国防供应链的路径选择、资质门槛和源头技术供给机制,共同构成了这一领域军民融合的实际运作框架。

(一)国有军工集团的牵头角色

1、中国兵器工业集团等央企的整机研制进展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在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的架构下,承担了中央企业人形机器人产业核心创新载体的角色,并被定位为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的链主。这一“链主”定位的含义,并非由兵器工业集团包揽全部技术环节,而是由其牵头承担重点专项任务,引领产业链上下游在标准共建、成果共享和场景共拓方面协同攻关。

伏羲特种人形机器人是这一体系的核心产出。根据兵器工业集团在2026年世界机器人大会上的公开信息,伏羲机器人实现了全国产化全尺寸设计,重点突破人体运动感知、跨本体动作迁移和全身协同控制等关键技术。其功能定位明确指向军事与安防场景:具备人员识别、异常情况告警等岗哨执勤功能,适配全天候侦察、智能巡逻和危险区域替代作业,可实现多机器人编队协同作业,并能实时准确复刻人体远程作业动作。在城市夜间巡检的编队演示中,伏羲机器人展示了“多机器人协同管控、智能研判、闭环处置”的作业模式,这一模式的军事对应物是设施周边的分布式警戒与异常事件处置。

比整机本身更值得关注的是兵器工业集团在部组件层面的自主化布局。伏羲机器人配套的灵巧手及智能夹爪具备实时触觉反馈与极速响应能力,已实现百台套规模化商用。运动控制模组采用控制、通信加算力的国产化三芯片架构,实现感知控制、实时通信和模型推理的全自主硬件可控。高爆发关节模组搭载自研高精度减速器与氮化镓高功率驱动技术,核心技术实现百分之百自主可控。这些部组件的自主化,其意义不仅在于伏羲机器人本身,更在于为整个产业链提供了可替代的国产供应选项。

配套体系的建设同样在推进。兵科院宁波分院依托高性能铝合金、镁合金和低成本钛合金材料技术,结合拓扑优化、精密成形与增材制造工艺,为伏羲机器人提供轻量化结构件,在保证强度、抗冲击和抗疲劳性能的前提下实现减重,提升运动灵活性与续航能力。这一材料层面的支撑,体现了军工集团内部跨院所协作的优势:材料研究机构与整机研制单位之间的技术传导,在军工体系内部具有比市场交易更短的路径。

另一条值得注意的线索来自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其下属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牵头组建了四川省人形机器人制造业创新中心,联合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及多家企业共同参与。该企业牵头制定了首部人形机器人国家标准《腿式机器人性能及试验方法》,研制的首款全力控人形机器人已在制造生产线上实现扫码、贴标等示范作业,并建成了西部地区最大足式机器人产业化基地,年产能达两万台套。兵器装备集团的路径与兵器工业集团有所不同:前者更侧重工业制造场景的产线应用和标准化建设,后者更侧重特种场景的整机研制与安防功能。两条路径的并存,反映了军工集团内部不同子集团基于各自历史积累和客户资源形成的差异化定位。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二十一研究所则代表了第三种切入方式。电科二十一所与中电科机器人公司在特种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外骨骼装备和智能系统集成方向有长期积累,其近期与民营电机企业盘毂动力的对接,聚焦于高性能关节驱动这一核心短板。双方的合作议题明确指向“电机-关节-整机-场景”创新链条的打通,以及相关标准体系的联合构建。电科二十一所的角色更接近技术平台供给方,而非整机产品的直接竞争者。这种定位上的分工,使得军工集团体系内部形成了整机研制、部组件供给、标准制定和场景集成的多层次能力分布。

2、军工院所与商业企业的技术合作模式

军工院所与商业企业之间的合作,在当前阶段呈现出几种可辨识的模式,其共同特征是以技术互补而非整机替代为合作基础。

第一种模式是“核心部件联合攻关”。电科二十一所与盘毂动力的合作属于此类。军工院所的强项在于系统集成和场景理解,民营企业在特定部件(轴向磁通电机)上具有原创技术优势和量产能力。合作的内容不是军工院所向民营企业采购标准产品,而是围绕人形机器人关节驱动的特定需求进行联合研发,并共同参与标准制定。这种模式的合理性在于:关节电机是制约人形机器人性能的核心瓶颈,其技术指标需要同时满足整机企业的运动性能要求和军工场景的环境适应性要求,单一主体难以独立完成从材料到工艺到验证的全链条开发。

第二种模式是“军工材料技术向整机产品溢出”。兵科院宁波分院为伏羲机器人提供轻量化结构件,属于军工基础材料技术向机器人产业的定向输出。这一模式的逻辑与第一种有所不同:合作的对象不是独立的外部企业,而是军工集团内部的整机研制单位。但其技术传导的机制具有可推广性:材料研究机构积累的合金配方、成形工艺和验证方法,在民用市场缺乏现成的等效供给,而人形机器人对轻量化的需求又恰好处于材料技术能够发挥作用的区间。当这种内部协作的经验扩展到外部商业整机企业时,可能形成一种“军工材料平台加商业整机客户”的供给关系。

第三种模式是“数据与训练基础设施的共享”。兵器工业集团展出的跨本体多模态异构数据集,被描述为全球首个千万量级人形机器人异构数据集,入选国家高质量数据集典型案例,并获得数据标准质量评估证书。数据驱动具身智能训练底座则被定位为面向具身智能规模化开发的全链路平台。这类基础设施的价值在于:具身智能模型的能力高度依赖数据规模和质量,而单一企业——无论军工还是商业——难以独立构建覆盖足够多场景和任务的数据集。军工集团在数据基础设施上的投入,如果以适当的方式向商业企业开放使用,可以降低整个产业在模型训练环节的重复投入。当然,数据开放的边界和条件,取决于涉密等级和商业利益的平衡。

三种模式的共同指向是:军工院所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角色,正在从“整机研制者”向“能力供给者”扩展。整机研制仍然是其核心职能之一,但材料、部件、数据和标准层面的能力输出,可能对产业的整体演进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这一角色转变的前提是军工院所的考核机制能够容纳技术输出和产业服务这类非直接产品收入的价值。

(二)商业企业的参军路径

1、直接供货与联合开发的模式选择

商业人形机器人企业进入国防供应链的路径,在公开信息中呈现出两种可辨识的模式,其选择取决于企业的产品成熟度、军事场景理解深度和资质准备程度。

直接供货模式以宇树科技为典型代表。宇树在2022年曾与波士顿动力等企业共同签署公开信,承诺不将产品武器化并审查客户用途。但此后,其四足机器人出现在中柬联合军事演习中携带步枪的画面,以及2025年阅兵式上。宇树在2025年8月的声明中明确表示,公司“始终是一家民用机器人公司”,所有军事化改装均由第三方完成。这一表述在事实层面可能是准确的,但它揭示的恰恰是直接供货模式的运作方式:整机企业提供通用平台,军事化改装由使用方或第三方集成商完成。企业不直接参与军事应用的开发,但其产品客观上进入了军事使用场景。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企业保持了商业定位的清晰性,不必承担军品研制的合规负担;局限在于企业对军事场景的技术反馈链条较长,改装中积累的需求信息难以系统性地回流到产品迭代中。

联合开发模式则以先途起源为代表。这家脱胎于国防科技大学机器人实验室的企业,其核心团队的军工背景决定了参军路径的起点不同于纯商业企业。团队长期参与国防装备研制,对军工品质标准和装备研制流程有内化的理解。公司明确将“军工级的品质标准与技术积累‘军转民’”作为核心策略,聚焦特种作业与高危环境的四足机器人,应用场景包括应急救援、电力巡检和高危环境作业。这一策略的实质是:以民用产品的形态进入市场,但其设计标准、验证方法和可靠性要求源自军工装备研制的经验体系。在军事应用机会出现时,这种内嵌的军工品质基因使企业具备比纯商业背景企业更短的适应周期。

两种模式之间并非截然对立。宇树的产品在军事场景中的实际使用,可能为其后续的军用改型提供来自第三方的需求反馈;先途起源的民用产品在特种作业场景中积累的运行数据,同样是其未来进入军用采购序列的能力证明。模式选择的实质区别不在于“是否参与军事应用”,而在于企业以何种身份和节奏参与:是作为通用平台供给方被动进入,还是作为场景理解者主动布局。

2、保密资质与军品质量体系的准入要求

商业企业进入国防供应链的资质门槛,在制度层面由“军工三证”体系构成,但在实际操作中,资质要求与任务密级和合同性质挂钩,并非所有参军路径都需要全套资质。

根据湖南省工信厅发布的民参军政策说明,武器装备科研生产单位保密资格认定是取得许可证认证和名录认证的前提条件,企业应当在启动其他资质申请前首先完成保密认定。保密资格分为一级、二级、三级,分别对应绝密级、机密级和秘密级科研生产任务的承担资格。审批时间约为七至九个月,有效期为五年。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认证则是对企业承担装备采购任务能力的审查,经审查合格的单位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承制单位名录》,作为装备采购中选择承制单位的基本依据。2017年起,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认证与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合并为一次审查,发放统一的装备承制单位资格证书。

对于人形机器人企业而言,资质策略需要与目标市场匹配。如果企业的目标是军用后勤保障、设施巡检、训练辅助等非涉密或低涉密场景,三级保密资格和相应的质量体系认证可能已经足够。如果目标是涉及作战系统集成或涉密任务载荷的场景,则需要更高级别的资质。资质获取的时间成本(保密认定七至九个月)意味着企业需要在商业规划中提前布局,而非在军方订单出现后才启动申请。

质量体系的要求则更为深层。军品质量体系的核心不是某一项技术指标,而是一整套过程控制方法:设计评审、工艺评审、首件检验、批次追溯、故障归零。对于习惯了商业市场快速迭代节奏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而言,这套体系的运行成本是显著的。但它的价值在于将“可靠性”从产品测试阶段前移到设计和管理阶段,这对于军事场景中“不允许以未知方式失效”的要求是必要的。先途起源团队将“覆盖全流程的严苛验证与质量追溯”作为军工级标准的核心内涵之一,这一表述反映的正是对质量体系本质的理解:它不是一堆需要通过的考试,而是一种确保每一件产品都符合已验证设计状态的工作方式。

(三)国防科技大学的源头技术供给

1、先行者与铁马的技术谱系传承

国防科技大学机器人实验室在中国足式机器人技术史上的位置,可以用两个时间节点来定位:2000年和“十二五”期间。

2000年,该实验室研制出中国第一台仿人机器人“先行者”,实现了中国双足人形机器人零的突破。此后,团队先后承担国家八六三计划重点项目,研制出仿人机器人Blackman,实现仿人双足机器人自主打乒乓球。“十二五”期间,团队主导研制出我国第一代四足仿生机器人“铁马”。中国最早的人形机器人和最早的四足机器狗,出自同一间实验室。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技术逻辑:双足与四足在运动控制、状态估计和步态规划上的底层方法高度相通,同一团队在两种形态上的并行积累,形成的是可复用的技术能力而非互不相关的两条产品线。

三十年间,这支团队的技术演进线索清晰可辨: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首台双足步行机器人,到2018年完成基于强化学习的具身四足原型机,再到新一代具身智能人形机器人“智行者”。这条线索的每一个节点,都对应着足式机器人技术范式的转换:从经典控制到强化学习,从预编程步态到感知驱动的自主运动。实验室的持续存在使其能够完成这种跨范式的积累,而单一产品团队的更替往往难以做到这一点。

技术谱系传承的另一个维度是人才。先途起源的公开材料中有一句值得注意的表述: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头部四足机器人企业、央企具身智能团队的技术负责人中,都有大量从这间实验室走出去的身影。这意味着国防科技大学机器人实验室在中国足式机器人产业中的角色,类似于一个技术人才的母体:它不直接控制这些人才的去向和产出,但其训练方法和工程文化通过人才流动扩散到了整个产业。先途起源的创办,则是这一扩散过程的一个新节点——团队核心成员从实验室走出,将三十年的技术积累以创业公司的形式带入市场。

2、实验室成果向战场装备的转化机制

实验室成果向战场装备的转化,在国防科技大学机器人实验室的历史中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机制,其区别在于转化链条的长度和中间环节的性质。

第一种是“实验室到军工集团”的直接传导。伏羲机器人的研制主体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其技术团队与国防科技大学机器人实验室之间存在人员和技术上的联系。伏羲机器人突破的“人体运动感知、跨本体动作迁移、全身协同控制”等关键技术,与实验室在双足和四足机器人上长期积累的运动控制方法属于同一技术谱系。这种传导机制的特点是:实验室提供源头技术方法和人才,军工集团提供系统集成、场景理解和装备化能力,二者之间的接口相对直接,转化周期较短。

第二种是“实验室到创业公司到军事应用”的间接路径。先途起源的案例属于此类。团队从实验室走出,以商业公司的形式将技术转化为产品,产品的军事应用潜力通过其特种作业场景(应急救援、高危环境作业)的适配性来体现,而非直接以军品形式交付。这条路径的优势在于,商业公司的运作使技术转化获得了市场反馈和成本约束,产品在民用场景中的迭代数据可以反哺可靠性改进;局限在于,从民用特种作业到军用场景的跨越,仍需要额外的军用规格改造和资质准备。先途起源规划的时间表是:2026年完成基础型四足产品研制并小批量出货,2027年推动在特种作业与公共安全领域的规模交付。公共安全领域的交付经验,可能成为其未来进入更严格军事应用场景的过渡台阶。

两种机制并存的意义在于,它们覆盖了技术转化的不同阶段和不同风险偏好。直接传导适合技术成熟度较高、军事需求明确的领域;间接路径适合技术路线仍在演进、商业市场可以提供迭代场景的领域。人形机器人的军事应用,恰恰处于后者的特征区间:技术路线尚未收敛,商业场景的部署数据对能力迭代至关重要,而军事需求的明确化本身就是一个需要技术验证来支撑的过程。在这一阶段,过度依赖直接传导可能导致技术路线过早锁定,而完全依赖间接路径则可能延缓军事场景的针对性开发。两条路径的并行和相互参照,可能是更为合理的制度安排。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军用人形机器人研制主体的多元格局,反映了一个更深层的产业事实:人形机器人的技术演进速度已经超出了任何单一主体独立掌控的能力边界。军工集团需要商业企业的整机能力和迭代速度,商业企业需要军工集团的场景理解和系统集成经验,院校需要产业场景来验证和推进基础研究,产业需要院校的源头创新来突破技术瓶颈。这一相互依赖的结构,使得军民融合在人形机器人领域不是一种政策附加的要求,而是技术演进本身的内在需求。研制路径的选择,归根结底是对这一相互依赖结构如何组织、如何激励、如何分配风险和收益的制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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