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松: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八)
日期 2026-10-25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北京云阿云

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

导读:这是一场关于未来战局与产业主权的正面争夺。商业规模已经筑底,国防需求正在引爆——人形机器人正从试验场冲向列装线。工业经济性拐点迫在眉睫,家庭场景爆发在即,十万亿市场规模迎来巨富风口。报告全文20万字,由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20日星期二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八章

标准体系与产业治理

一、军民标准通用化的推进路径

标准体系在人形机器人产业中的功能,远不止于“规范市场秩序”。对于军民融合而言,标准是决定技术能否在两个体系之间流动的闸门。军用标准与民用标准之间的差异,如果大到需要为同一类产品建立两套独立的设计、验证和供应链体系,那么“军民两用”便退化为一句修辞;如果差异被控制在可以通过适配层弥合的范围内,同一套技术底座便可以在两个市场中分摊成本、共享进步。2026年是中国标准体系建设的一个密集窗口期:国家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在2月发布,行业标准制定项目在年中陆续立项,“十五五”规划建议将“推进军民标准通用化”写入国防科技工业改革的段落。这些动作在时间上的重叠并非巧合,它们共同指向一个政策判断:人形机器人的技术迭代速度已经不允许标准体系按照传统的军民分线方式缓慢演进,通用化不是一种理想,而是一种效率要求。

(一)国家人形机器人标准体系2026版

1、覆盖基础共性、肢体部组件、整机系统、应用安全全链条

2026年2月28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正式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体系(2026版)》。这是中国首个覆盖人形机器人全产业链、全生命周期的标准顶层设计,由一百二十余家科研院所、企业和行业用户单位共同编制。体系的架构分为六个部分:基础共性、类脑与智算、肢体与部组件、整机与系统、应用、安全伦理。

这一架构的设计逻辑值得逐层分析。基础共性标准被定位为“通用性、指导性的标准和规范,为技术演进和发展提供合规保障”。这一表述的关键词是“通用性”。在军民融合的语境中,通用性标准的建立是后续所有衔接工作的前提:如果基础术语、接口定义、数据格式在军民两个体系中采用不同的约定,那么更高层级的标准对接将无从谈起。类脑与智算标准覆盖具身智能“大小脑”与智能计算,规范数据全生命周期和模型训推部署全链路技术。这一部分与前述训练场和数据基础设施章节直接相关:数据采集、标注、存储和使用的标准,决定了民用训练场的数据能否以可接受的转换成本进入军事模型的训练流程。

肢体与部组件标准包含类人躯干、臂与腿足、灵巧手,以及执行、感知、通信单元模组等关键标准。这是与军民标准通用化关系最为直接的板块。关节模组、减速器、传感器等部组件的民用标准与军用规格之间的差异,是民参军企业面临的首要技术壁垒。如果民用部组件的标准在接口尺寸、电气特性、通信协议上与军用装备的接口规范不兼容,那么“基于商业平台改型”的路径就需要额外的适配层,成本和时间都会增加。整机与系统标准覆盖具身智能整机、系统软件及软硬件协同,应用标准规范不同场景的开发、运行和维护,安全伦理标准贯穿全生命周期。这两个板块的军民衔接需求相对较低,因为整机集成和应用场景的军事特殊性较强,独立标准的必要性更高。

从标准制定的实际推进来看,2026年8月工信部公示的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中,已经出现了一批与军民衔接潜在相关的条目。例如,“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开发工具包安全接入指南”的主要起草单位中包括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正是伏羲机器人的研制主体,其参与民用标准制定的身份,为军民技术要求的双向传递提供了一个制度化的通道。同一批项目中,“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人机交互安全要求”的起草单位涵盖优必选、宇树、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等民用主体,以及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等具有军民两用检测能力的机构。这种起草单位的构成本身即是一种标准通用化的实践:军用背景机构与民用企业在同一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交换技术要求,其产出即使不直接适用于军品,也为后续的军民标准映射积累了共同语言。

2、军民标准通用化在“十五五”规划中的明确要求

“十五五”规划建议中“推进军民标准通用化”的表述,被置于“建设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的同一段落之中。这一位置的选择具有明确的政策含义:军民标准通用化不是一项独立的标准化工作,而是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其目标不是让军用标准“迁就”民用标准,也不是让民用标准“追赶”军用标准,而是在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的框架内,重新划定哪些标准必须保持军用独立、哪些可以通用、哪些应当以民用标准为基础进行军用适配。

规划纲要草案对这一目标的展开表述进一步明确了方向:推进军民标准通用化旨在“打破军用与民用标准壁垒,促进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在两大体系间双向流动,既为‘民参军’提升创新效率,也为‘军转民’推动高技术成果产业化”。这一表述中的“双向流动”值得注意。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双向流动的现实形态是不对称的:民用技术向军事应用的流动需求更为迫切和具体(商业迭代速度、成本优势、供应链成熟度),而军事技术向民用市场的流动则更多集中在材料、传感器和可靠性工程方法等基础层面。标准通用化的设计需要承认这一不对称性,而非追求形式上的对等。如果通用化进程将大量资源投入到“军转民”的标准对接上,而忽视了“民参军”路径中最为紧迫的部组件接口和验证方法衔接,其实际效果将偏离产业需求。

“小核心、大协作”体系在规划中的重申,为标准通用化的推进提供了组织框架。规划纲要草案明确要“引导民用市场主体更多参与配套环节”。民用市场主体参与配套的前提,是它们能够以可接受的成本满足军方的标准要求。如果每一家民用人形机器人企业进入国防配套都需要按照GJB 150A系列标准重新进行全套环境试验(温度冲击、振动、湿热等),而试验费用和时间成本超出了中小企业的承受能力,那么“引导参与”的政策意图便难以落地。标准通用化在这一环节的作用,不是取消军用环境试验的要求,而是建立民用产品已有验证数据与军用试验要求之间的映射和采信机制。例如,民用产品在第三方实验室按照等效条件完成的温度循环和振动测试数据,能否在经过评估后被军方部分采信,从而减少重复试验的范围。这一机制的建立需要标准层面的技术工作,也需要军方采购部门在验收实践中的制度调整。

(二)军用规格与民用标准的衔接

1、环境适应性、电磁兼容、可靠性指标的差异与趋同

军用规格与民用标准之间的差异,在人形机器人的部组件层面表现得最为具体。这些差异并非原则性的对立,而是同一技术维度上指标严酷度和验证方法的量级差异。理解差异的具体形态,是判断哪些维度可以趋同、哪些必须保留独立标准的前提。

环境适应性方面的差异最为直观。GJB 150A-2009系列标准规定的温度冲击试验条件为高温正七十摄氏度、低温零下四十摄氏度,转换时间小于五分钟,每个温度点保持一小时,循环次数可达二十次。民用行业级人形机器人如云深处DR02的工作温度范围为零下二十摄氏度至五十五摄氏度。两者在低温端的差距达到二十摄氏度,在高温端差距为十五摄氏度。这一差距并非不可弥合:宇树G1在零下四十七点四摄氏度环境中的雪地行走测试证明,通过热夹克保温和关节防护等辅助措施,民用平台可以在超出其标称范围的条件下运行。但“可以通过改装实现”与“出厂即满足军用标准”之间的成本差异是显著的。标准衔接的现实路径,可能是在民用产品谱系中增加“加固型号”,其环境适应性指标向军用标准靠拢,而基础型号维持民用规格。加固型号的验证数据可以成为军用采办中环境适应性评估的输入,减少从零开始的试验需求。

电磁兼容性的差异则涉及更底层的技术架构。民用机器人通常按照CISPR 11和IEC 61000系列标准进行电磁兼容设计和测试,其抗扰度要求针对的是居住、商业和轻工业环境中的电磁干扰水平。军用装备的电磁兼容要求覆盖静电放电、射频电磁场辐射、工频磁场、脉冲磁场等更宽泛的干扰类型,且限值更为严格。对于人形机器人而言,电磁兼容的挑战集中在通信链路上:遥控指令和状态回传在强电磁干扰环境中的可靠性,直接决定了遥控模式是否可用。民用产品依赖的Wi-Fi或蜂窝网络在军用电磁对抗环境中极为脆弱,将军用抗干扰链路作为独立子系统进行设计,是军用改型在通信架构上的必要调整。这一调整的成果——抗干扰通信模块的设计方案和验证数据——如果以标准或技术规范的形式沉淀下来,可以为民用产品在工业电磁干扰环境(如变电站、焊接车间)中的通信可靠性提供参照,形成从军用到民用的反向溢出。

可靠性指标的差异最为隐蔽,也最难通过标准文本的对接来弥合。军用装备的可靠性要求通常以平均故障间隔时间、任务成功概率等指标来表达,其验证依赖于统计试验和故障模式分析。民用产品的可靠性则更多以质保期和故障率来体现,其数据来源是商业部署中的运行记录。两类数据在统计口径、置信水平和故障定义上存在差异,不能直接互换。但二者之间存在一个可以共享的基础:故障模式库。民用部署中积累的故障模式——关节磨损的渐进规律、传感器在长期运行后的漂移特性、软件在连续工作后的状态累积——与军用场景中的失效机理在物理层面是相通的。如果民用企业能够按照军用可靠性分析所要求的格式和深度,将商业部署中的故障数据整理为可追溯的故障模式报告,这些报告可以成为军用可靠性评估的补充输入,而非替代军用标准所要求的独立验证。

2、民参军企业的标准转换成本与政策支持

标准转换的成本,对于考虑进入国防供应链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而言,是一个需要在商业规划中提前计入的变量。这一成本由几个部分构成,其性质各不相同。

资质获取的直接成本是最容易量化的部分。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GJB 9001C)的建立和审核需要投入人员、时间和咨询费用,保密资质的审批周期约为七至九个月。这些成本对于已经决定进入国防业务的企业而言是必要的门槛投入,其规模在企业的整体研发预算中通常不构成决定性障碍。更实质的成本发生在产品层面:为了满足军用环境试验标准而进行的改型设计、材料替换和验证测试,其费用可能达到基础产品研发成本的相当比例。对于人形机器人的部组件供应商而言,这一成本的分摊面临一个困境:军品订单的规模在可预见的未来有限,单件产品分摊的改型和验证成本可能远高于民用产品的利润率。

政策支持的方向,应当针对这一成本结构进行设计,而非笼统地提供补贴。一个可能有效的机制是“验证数据互认”:民用企业在第三方检测机构按照与军用标准等效的条件完成的环境试验数据,经过军方认可的技术机构评估后,可以部分替代军品验收中的重复试验。这一机制的前提是检测机构的资质和试验条件与军用标准的要求之间建立了映射关系。工信部电子第五研究所等机构同时具备民用检测资质和军用检测经验,其参与人形机器人标准制定的身份,为这种映射关系的建立提供了机构基础。

另一个政策空间在于“分级准入”的深化。2026年军工准入制度改革的核心变化是资质要求与任务密级挂钩,非涉密通用配套领域的企业持有效的武器装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即可参与竞标和生产。这一调整对人形机器人部组件企业的意义在于:如果企业的目标市场是军用后勤保障、设施维护、训练辅助等非涉密场景的配套,其准入的成本和时间已经显著降低。企业可以在取得基础质量体系认证后先行参与技术对接和样机验证,在获得合同后再根据任务要求完善相应资质。这种“证单同步”的机制设计,将资质获取从进入国防业务的前置条件转变为与业务发展同步进行的过程,降低了早期投入的风险。

标准化工作本身的政策支持,则体现在标准制定过程的开放性上。2026版标准体系的编制过程中,一百二十余家单位参与,其中既有军工背景机构也有纯商业企业。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的起草单位名单中,中兵智能创新研究院与优必选、宇树等民用企业并列出现。这种共同参与的格局,使得民用企业在标准制定阶段就能够了解军用规格的技术要求,并将其纳入产品设计的前期考量,而非在产品定型后才面对标准转换的成本。标准制定过程的开放,是一种比事后补贴更有效的前置性支持:它降低了信息不对称带来的试错成本,使企业在产品定义阶段就能够做出兼顾两个市场的技术选择。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军民标准通用化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推进节奏,将取决于一个基本的权衡:军用标准的独立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了产业效率而让步。对于直接涉及作战效能和安全性的指标(如武器操作的控制安全、抗毁伤能力),独立性的保留是不可谈判的。对于非直接作战的保障和支撑类任务(后勤搬运、设施维护、训练辅助),军用标准与民用标准之间的差距更多是历史惯性和体系分隔的产物,而非技术必要性的体现。通用化的空间主要存在于后一类区间。这一区间的边界并非固定不变,它随着军事应用场景的扩展而移动:当人形机器人的军事用途从直接交战向保障支撑延伸时,可通用的标准范围也在扩大。标准体系的演进,本质上是在跟随军事应用场景的实际分布,而非按照某种抽象的原则来划定军民界限。

二、安全监管与伦理治理

安全监管与伦理治理在人形机器人产业中的功能,与标准体系存在本质区别。标准解决的是“互操作与质量一致性”问题,监管解决的则是“行为边界与责任归属”问题。前者是技术性的,后者是制度性的。2026年,中国在这两个维度上都出现了从原则宣示向可操作机制演进的实质性动作:身份管理体系以二十九位编码将每一台机器人纳入全生命周期追溯,军用与民用身份管理的分置与互通成为一个尚未被充分讨论但具有结构重要性的议题;自主武器领域,中国在联合国框架下的立场表述日趋系统化,“人在回路”从一句原则性口号演变为需要技术控制和制度约束来支撑的操作性要求。这两个议题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所处理的不是“机器人能做什么”,而是“当机器人做了某件事之后,谁负责、如何追溯、依据什么规则”。

(一)身份管理机制与网络安全

1、人形机器人身份管理体系的建设目标

2026年5月22日,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在北京发布,《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团体标准同步亮相。这套体系的核心设计,是为每一台人形机器人赋予一个由二十九位字符组成的唯一身份编码。编码分为四段:两位国家码明确产地归属,四位企业名称码唯一标识制造商,六位产品型号码映射型号与技术特征,十七位序列号在同一型号下唯一标识单台产品。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副院长于秀明的表述概括了这套编码的设计意图:“通过唯一身份信息编码,为人形机器人赋予社会属性,实现跨领域、跨行业、跨岗位始终受控”。

这一体系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在产业实践中已经以具体事件的形式暴露出来。2026年3月,澳门一台人形机器人在街头尾随路人致其受惊就医;成都一台机器人在商场表演时碰倒老人。这些事件本身未必构成严重安全事故,但它们揭示了一个结构性的治理空白:当一台机器人在公共空间中造成了损害,责任链条如何追溯?是制造商的设计缺陷、销售商的告知不足、使用者的操作不当,还是维护方的保养失职?在缺乏统一身份编码的情况下,各企业的编码规则互不相同,跨企业、跨场景的身份互认无法实现,事故调查只能依赖于碎片化的运行日志和口头陈述,责任认定极易陷入推诿。

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的制度设计,针对的正是这一空白。平台以“一个平台、一套生态、三种能力”为架构,覆盖研发、生产、准入、销售、使用、维护、报废、回收八个环节,目标是形成“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闭环机制。截至发布时,平台已覆盖一百余家企业,完成二百余个产品型号、二点八万余台机器人的赋码。于秀明同时透露,强制性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的立项工作正在同步推进。这一从团体标准向强制性标准过渡的路径安排,说明监管层对这一体系的定位不是可选的行业自律,而是未来市场准入的基础设施。

对于军民融合的语境而言,身份管理体系的建设目标还需要增加一个维度:军用与民用身份管理的分置与互通。民用人形机器人的身份编码以“跨企业、跨行业、跨岗位受控”为目标,其追溯逻辑建立在商业供应链和公共使用场景之上。军用人形机器人的管理需求则更为复杂。一台部署在军事基地的后勤保障机器人,其身份信息中哪些字段可以纳入民用平台,哪些必须保持在独立的军用管理体系中,需要明确的分级规则。如果军事机器人的制造商信息、型号特征和部署单位全部进入民用可查询的平台,保密要求便无法满足;如果完全脱离统一编码体系,则军民两用产品的全生命周期追溯在转用环节出现断裂,事故责任在军民交接的边界上无法界定。合理的方案可能是在编码结构上预留军用标识字段,民用平台仅记录该产品“存在”和“归属军用管理体系”,而具体的制造商、型号和部署信息由军内系统独立管理。这一分置与互通的制度设计,在当前公开信息中尚未见到明确方案,但其必要性随着军民两用部署的增加而日益迫切。

网络安全是身份管理体系的另一层支撑。上海市通信管理局2026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安全赋能专项行动任务清单中,对具身智能的安全管理提出了具体要求:企业应严格划定智能体自主行为边界,明确执行权限范围,建立完整的智能体行为溯源记录机制,涉资金转账、数据删除等高风险操作应落实二次确认或强制人工操作。这些要求虽然面向民用,但其逻辑对军用场景具有直接的参照价值:身份编码解决的是“这台机器人是谁”,行为溯源解决的是“它做了什么、在谁的授权下做的”。后者在军事场景中的要求只会更高,因为一次未经授权的武器操作或危险品处置的后果,与民用场景中的资金转账或数据删除不在同一量级。

2、军用与民用身份管理的分置与互通

军用与民用身份管理的分置,其必要性可以从保密逻辑和操作逻辑两个层面来理解。保密逻辑是显而易见的:军事部署的位置、数量、型号和任务性质属于敏感信息,不能通过民用身份编码的公开查询接口被推断出来。如果一台军用改型机器人的编码中包含了民用平台的型号信息,而该型号的出货记录是公开可查的,那么通过编码反推军事部署规模便成为可能。操作逻辑则更为微妙:民用身份管理的核心功能是消费者保护、市场秩序维护和事故追责,其数据的使用者是市场监管部门、消费者和制造商。军用身份管理的核心功能是装备全寿命管理、战备状态监控和安全事件调查,其数据的使用者是装备管理部门、作战单位和保密机构。两套功能体系的数据需求、访问权限和更新频率存在结构性差异,不能简单地用一套系统覆盖。

互通的需求则来自军民两用产品的实际流转。一台民用企业生产的人形机器人,可能在出厂时进入商业市场,随后被军方采购用于非涉密的后勤保障任务,退役后可能被转为民用或拆解。在这一流转过程中,如果军用和民用身份管理系统之间没有映射关系,那么当这台机器人在军事使用期间发生故障或事故时,其出厂信息、维修记录和改装历史将分散在至少两个不互通的数据库中,追溯的完整性和效率都会受损。更现实的问题是,民参军企业的产品在进入军品序列时,军方需要对其质量一致性和供应链可追溯性进行评估,而这一评估的数据来源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民用身份管理体系中积累的生产和流通记录。

互通的技术方案,可能需要在编码层面建立“映射层”而非“统一层”。也就是说,军用人形机器人拥有独立的军用身份编码,但该编码在民用平台的对应记录中保留一个关联标识,使得在获得授权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军用编码查询到该产品在进入军品序列之前的民用生产和流通记录。这一映射关系的数据访问需要严格的分级授权:制造商可以查询自己产品的流向,军方装备部门可以查询进入军品序列产品的完整历史,而公众和一般商业主体无法通过民用编码反查军用关联。这一设计的核心原则是“单向可溯、反向受控”:从军用向民用方向的追溯是开放的(在授权范围内),从民用向军用方向的查询是被阻断的。

当前公开信息中,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的设计尚未明确涉及军用分置的问题。这一空白的存在有其合理性:民用平台的首要任务是解决民用市场的治理空白,军民衔接的复杂制度设计需要军方和工信部门的联合推进,其节奏必然慢于纯民用体系。但随着军用人形机器人从试验性采购向规模化部署过渡,这一空白的填补将变得紧迫。一个可以参照的先行案例是韩国国防部2026年10月启用的“国防AX据点”,其“数据安心区”的设计逻辑——民间机构与军方在不泄露军事数据的前提下共同利用数据——为身份管理的军民互通提供了一种可借鉴的制度思路:不是将两套系统合并,而是在两套系统之间建立一个受控的交换界面。人形机器人身份管理的军民互通,可能需要沿着同一逻辑展开。

(二)自主武器的国际法与国内规制

1、人在回路原则的政策表述

“人在回路”在中国官方话语中的表述,在2025至2026年间经历了一个从简洁原则向系统化立场演进的过程。2026年3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在回应美军人工智能使用问题时表示,中方“始终认为人工智能军事应用应坚持由人主导,反对利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优势谋求绝对军事霸权”。这一表述的核心词是“由人主导”,它比“人在回路”更具政策宣示的强度,但在技术层面留下的解释空间也更大:“主导”是指对每一次致命决策的直接授权,还是对系统运行的整体监督,表述本身并未限定。

2026年6月,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沈健在联合国“军事领域人工智能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影响”非正式会议上的发言,将这一立场展开为四个层次。其中第三个层次“坚持人道主义”直接涉及人在回路的操作含义:“确保有关武器系统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明确人是最终责任主体。使用中坚持区分、比例、预防原则,严防无差别打击伤及无辜”。这一表述的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它将“人类控制”与“区分、比例、预防”三项国际人道法原则并列。其含义是:人类控制不是一种抽象的制度安排,而是确保区分原则和比例原则在具体交战决策中得到遵守的操作前提。如果一个武器系统在人类无法有效干预的时间尺度内自主选择和打击目标,那么区分和比例的判断就实际上被交给了算法,人类控制便名存实亡。

在联合国特定常规武器公约框架下的政府专家组讨论中,中国立场的具体形态更为清晰。中国支持就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谈判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书,但附有“条件成熟时”的限定,即需要先就工作定义和监管范围达成共识。中国提出的分级框架是:对完全自主、无法干预、无法终止、无差别打击且行为不可控的“不可接受”系统予以禁止;对其余系统则通过“适当的人类参与”进行监管。这一框架的批评者指出,五项累积标准的同时满足要求极为严格,实际上将禁止范围限定在一个很窄的区间内,大量具有实质性自主能力的系统可能不被纳入禁止范畴。但这一框架的支持逻辑也是可以理解的:在技术路线尚未收敛、各国对自主性的定义和测量方法存在根本分歧的阶段,设定一个过于宽泛的禁止范围可能导致两个后果——要么无法达成共识,要么达成的共识因定义模糊而无法执行。

对于人形机器人的军事应用而言,人在回路原则的政策表述具有一个直接的实践含义:它划定了当前阶段可以推进和不宜推进的技术方向。后勤保障、设施维护、侦察感知等非致命任务中,人类控制的要求可以通过操作员的监督和干预来实现,不存在法律上的障碍。直接交战任务中,人在回路的要求意味着开火决策必须保留人类的直接授权,而这一要求在近距离城市作战中的技术可行性——通信延迟、操作员认知负荷、反应时间窗口——尚未得到验证。政策表述的清晰性,实际上为技术开发设定了一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在人类必须保留最终决策权的约束下,人形机器人能够以什么样的方式参与作战任务,其参与程度的上限在哪里。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政策文本中,而在技术验证和战术开发的互动中。

2、开火授权的技术控制与制度约束

开火授权的技术控制,需要解决一个在民用场景中不存在对应物的难题:如何在通信可能中断、操作员可能无法及时响应、环境可能瞬息万变的条件下,确保致命决策的控制权始终在人类一侧,同时不使系统因等待授权而丧失必要的反应能力。

美国国会2026年6月审议的立法文本中,对自主和半自主武器系统的审查要求提供了一个可分析的技术控制框架。该框架要求系统在部署前证明:指定的指挥官能够对武力使用行使“最终的裁量权、控制权和判断权”;系统安全、抗篡改机制和网络安全能力已实施,以最小化故障和不可预测后果的概率;系统设计和人机界面使受过训练的操作员能够理解系统状态、获得透明反馈,并有明确的程序来激活和终止系统功能。这四项要求的共同指向是:人类控制不是一句声明,而是一组可以通过测试和验证来确认的技术属性。一个系统声称“人在回路”,但如果其界面无法让操作员在合理时间内理解系统正在做什么、为什么这样做,或者终止功能的操作过于复杂以至于在紧急情况下不可行,那么人在回路就只是名义上的。

对于人形机器人而言,开火授权的技术控制面临一个独特的约束:武器操作发生在机器人本体上,而非远程平台上。操作员对开火决策的控制,依赖于机器人传回的目标信息和操作员发出的授权指令之间的通信链路。这一链路在电磁对抗环境中的可靠性,如前所述,是人形机器人遥控模式的核心脆弱点。如果链路中断,机器人是应当停止一切行动等待恢复,还是按照预设规则进入某种安全模式(如返回出发位置),这个选择本身就是一个需要制度化的事先决策。一个在通信中断后“自主决定继续执行任务”的机器人,即使其武器并未开火,也已经将部分决策权从人类手中转移了出去。技术控制的设计需要将“通信中断”视为一种必须预设应对方案的常态而非异常,而应对方案的选择权应当保留在人类指挥官手中,而非由系统在中断发生时临时判断。

制度约束的层面,中国在国际场合的立场为国内制度设计提供了方向性指引,但具体的操作规则尚未公开。可参照的制度要素包括几个方面。开火授权的层级应当明确:哪一级指挥官有权授权何种类型的交战,在什么条件下可以授权,授权的有效期和撤销程序如何。训练和认证体系需要建立:操作员和指挥官必须理解系统的能力边界和失效模式,并通过考核确认其具备在压力条件下做出授权决策的能力。事后调查机制需要预设:当一次由人形机器人参与的交战造成平民伤亡或违反区分原则时,调查的启动条件、证据保全方式和责任认定标准应当在事件发生前就已明确,而非在事件发生后临时设计。这些制度要素在美国的立法框架中已有较为系统的表述,中国的军事法治体系有其自身逻辑和程序,但在“人类控制必须可验证而非仅可宣称”这一原则上,两者的方向是一致的。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身份管理体系和自主武器规制这两个议题,表面上分属民用治理和军事治理两个领域,但在人形机器人这一技术载体上产生了交汇。一台在民用市场中拥有唯一身份编码的机器人,其运动控制能力和操作能力与一台军用改型机器人共享同一技术底座。民用身份管理体系积累的行为溯源方法和网络安全标准,为军用场景中“谁在控制、控制了什么、控制是否有效”的追问提供了技术基础;而军用场景对人在回路和开火授权的极端要求,则为民用身份管理中“高风险操作的人工确认”规则提供了最严格的参照标准。两个治理体系的演进节奏不同,民用侧的强制性标准正在加速落地,军用侧的国际讨论和国内立法仍在形成过程中,但它们所处理的核心问题是相通的:当一台具备物理行动能力的机器进入人类的社会空间或战场空间时,责任的链条必须清晰到足以在事后追溯,而控制的机制必须可靠到足以在事前约束。这一共同的问题意识,是理解人形机器人治理走向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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