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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松: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十) |
| 日期 2026-10-25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北京云阿云 |
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 导读:这是一场关于未来战局与产业主权的正面争夺。商业规模已经筑底,国防需求正在引爆——人形机器人正从试验场冲向列装线。工业经济性拐点迫在眉睫,家庭场景爆发在即,十万亿市场规模迎来巨富风口。报告全文20万字,由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报告》 报告撰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李桂松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20日星期二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十章 投融资模式与策略 一、当前投融资格局的特征 2026年第一季度,国内具身智能赛道披露融资超过五十起,获投企业超过三十家,累计融资额约二百亿元,同比增长近六成,创下历史新高。这一数字的绝对规模在整个人工智能投资版图中并不算突出,但其结构特征值得细读:融资向头部企业集中的速度远超预期,单笔融资的规模量级从数亿元跃升至二十亿元以上,而投资方的构成从早期的风险投资主导转向国家产业基金、央企产业资本与地方国资的多元混合。这一转变的含义是:人形机器人的资本叙事已经越过了“技术验证”阶段,进入了“产业卡位”阶段。投资逻辑的核心问题不再是“这家企业的技术是否领先”,而是“这家企业能否在产业格局定型之前占据不可替代的位置”。军民融合的维度在这一格局中尚未成为主流叙事,但其影响正在以两种方式显现:军工背景团队的估值逻辑与纯商业团队存在结构性差异,而军民两用产能和场景的潜在价值开始被部分产业资本纳入考量。 (一)头部企业融资规模跃升 1、银河通用二十五亿元融资刷新纪录 2026年3月,银河通用宣布完成二十五亿元新一轮融资,刷新了其自身在2025年12月创下的单轮融资纪录,累计融资额稳居中国具身智能领域首位。这一融资的规模本身是一个信号,但更具分析价值的是其投资方的构成。 (1)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基金、中国石化、中信集团、中国银行等多元出资结构 银河通用本轮投资方名单包括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中国石化、中信集团投资控股、中国银行、上汽集团金控、中芯聚源、亦庄国投、成都科创投、贵安鲲鹏基金、无锡创投、福建产投等,多家老股东继续追加。这一名单可以分解为三类资本,各自承载不同的战略意图。 第一类是国家产业基金。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成立于2025年1月,总规模超过六百亿元,其背后的合伙人为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三期(国家大基金三期)和国智投(上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这是国家大基金三期首次在具身智能领域出手。业界将其解读为“具身智能正式纳入国家核心产业战略布局的重要体现”。国家产业基金的进入,其意义不在于资金规模——二十五亿元对于大基金三期的体量而言并非大数——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政策信号:具身智能的产业优先级已经上升到与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基础模型相当的位置。这一信号对后续的地方国资和市场化资本的跟投决策具有引导作用。 第二类是央企产业资本。中国石化和中信集团投资控股的参与,其逻辑与纯粹的财务投资不同。中国石化在能源和化工领域的场景资源——加油站网络、仓储物流、化工装置巡检——为人形机器人的工业应用提供了潜在的部署场景。中信集团横跨金融与实业,其投资动机可能同时包含财务回报和产业协同两个维度。央企产业资本的进入,为人形机器人企业打开了一条不同于纯市场化融资的资源通道:资金之外,还有场景入口和供应链关系。 第三类是金融机构。中国银行通过中银资产参与投资,这一安排的信号意义在于:银行体系开始将人形机器人视为值得配置信贷或股权资产的产业方向。对于一家尚未实现规模化盈利的企业而言,银行系资本的参与降低了后续债权融资的门槛,也为供应链金融和设备租赁等配套金融工具的开发提供了信用背书。 三类资本的混合,使得银河通用的股东结构呈现出一种“国家战略背书加产业场景入口加金融资源支撑”的复合形态。这一形态的融资能力远强于单一风险投资主导的结构,但也意味着企业需要在战略方向上兼顾多方诉求:国家产业基金期待的是产业生态的带动效应,央企期待的是场景协同,金融机构期待的是资产质量的稳健。三者之间的平衡,是银河通用在后续融资和业务拓展中需要持续处理的问题。 (2)成都国资以未来产业基金入局的区域布局逻辑 成都科创投集团管理的未来产业基金在本轮融资中的角色,提供了一个观察地方国资参与具身智能投资逻辑的具体样本。成都的入局并非简单的财务跟投,而是与一套系统的产业招引策略绑定。 根据公开信息,在本轮融资之前,银河通用已于2025年9月在成都设立子公司,2026年2月与成都高新区、四川大学华西二院签约共建医疗机器人中试平台。融资完成后,成都宽窄巷子、锦里、华西妇幼新院等核心场景纳入落地规划,推动成都在具身智能领域形成“核心技术研发—装备生产—场景应用—数据反哺”的闭环布局。 这一安排的逻辑是清晰的:地方国资以股权投资为杠杆,换取企业在本地设立实体、部署场景、带动产业链。成都提供的筹码不仅是资金,还包括城市场景的开放(文旅场景、医疗场景)和产业空间的支持。成都科创投集团的官方表述将这一策略概括为“以国有资本引导、撬动社会资源,支持具有战略前瞻性和产业带动力的重大科技项目落地成都”。 这一模式对人形机器人产业的军民融合维度具有间接的启示。地方国资在评估具身智能项目时,其关注点与市场化投资机构存在差异:后者更关注退出回报和估值增长,前者更关注产业落地带来的就业、税收和产业链集聚效应。如果地方国资将“军民两用场景”纳入其产业招引的考量——例如,引入一家具备军工背景或军品配套能力的企业,同时带动本地民用机器人产业链的发展——那么军民融合的投融资通道可能在地方层面率先打开。当前公开信息中尚未见到这样的案例,但成都模式所展示的“资本加场景加载体”的组合逻辑,为这一方向的制度设计提供了可参照的框架。 2、魔法原子五亿元融资与百亿生态基金的融募双线 魔法原子在2026年3月的资本动作,呈现了一种与银河通用不同的模式。公司完成五亿元新一轮融资的同时,联合天空工场创投基金和无锡梁溪区发起百亿级产业基金。融资与募资并行,整体撬动资金规模超过一百零五亿元。 (1)拓普集团、杰创智能、爱仕达等产业资本的战略协同 本轮投资方中,拓普集团、杰创智能、爱仕达三家产业资本的参与,其逻辑可以从各自的业务版图与人形机器人产业的交集来理解。 拓普集团是汽车零部件领域的头部企业,同时也是人形机器人执行器环节的重要供应商。其投资魔法原子的战略含义在于:作为零部件供应商,拓普可以通过股权投资锁定一个整机客户,同时在与魔法原子的合作中深化对整机需求的理。公开信息中明确提到,双方“会在智能化、自动化的工业制造场景中开展深入合作,加速魔法原子产品迭代与成本优化”。这一合作关系的实质是供应链上下游的垂直整合:零部件企业不再是被动接单的供应商,而是通过股权纽带成为整机企业的战略伙伴,其收益同时来自零部件销售和股权增值。 杰创智能的参与逻辑则指向应用场景。该公司在安全、园区、城市巡逻巡检领域有业务积累,同时在云计算和算力服务方面有布局。公开信息中对其与魔法原子的协同方向表述为“共同推动机器人在安全、园区、城市巡逻巡检中的应用”以及“基于各自在算力服务和视觉算法上的优势,共同打造机器人的最强‘行业大脑’”。这一合作方向与前述军事应用场景中的哨戒巡逻和设施安防存在能力层面的重叠。虽然杰创智能的业务面向的是民用安防市场,但其在巡逻巡检场景中积累的部署经验和客户关系,在军民结合部的场景迁移中具有潜在价值。 爱仕达的参与则体现了传统制造业企业对具身智能的布局意图。作为全球炊具龙头企业,爱仕达同步布局了机器人及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其与魔法原子的协同方向被表述为“在智能工厂、家用厨电、零售等场景进行联动”。这一方向与前述家用场景中的厨房操作和零售服务存在交集,但其更直接的产业意义在于:传统制造企业正在将人形机器人视为其产线升级和产品线扩展的潜在方向,而非仅仅是财务投资标的。 三家产业资本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不是纯粹的财务投资者,而是带着自身的供应链能力、场景资源或制造经验进入。这种“产业资本加战略协同”的模式,正在成为人形机器人头部企业融资的标准配置。其优势在于,企业在获得资金的同时获得了供应链关系和场景入口;其风险在于,产业资本的战略诉求可能与企业的独立发展路径产生张力,尤其是当投资方本身也在布局相关业务时。 (2)无锡梁溪区产业基金的地方政府配套 百亿级产业基金落地无锡梁溪区,其设计逻辑与前述成都模式有相似之处,但规模更大、覆盖面更广。基金的重点布局方向包括算法、算力、AI基础设施、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新型机器人形态以及末端执行工具及具体应用场景开发。这一覆盖范围实际上是在构建一个围绕魔法原子的产业链生态:基金投资的标的既包括上游零部件企业,也包括下游场景应用方,魔法原子作为整机企业处于生态的中心位置。 这一“企业发起、政府配套、基金运作”的模式,与传统的政府引导基金存在区别。传统模式下,政府是基金的出资人和方向设定者,企业是基金的被投对象。魔法原子的模式中,企业是基金的联合发起方,对基金的投资方向有直接影响权。这一安排的优势在于,基金的投资决策更贴近产业需求,被投企业与整机企业的协同效应更强;潜在的问题是,企业主导的基金可能倾向于投资与自身业务高度绑定的标的,而非更广泛的产业生态,从而削弱基金作为公共政策工具的普惠性。无锡梁溪区愿意接受这一安排,反映的是地方政府在具身智能产业招商中的竞争压力:在头部企业稀缺的格局下,争取一家头部企业落地,可能需要让渡部分基金的主导权。 (二)军工背景团队的融资优势与约束 1、先途起源种子轮获啟赋资本领投的市场信号 先途起源的融资规模与前述头部企业不在同一量级。2026年9月完成的数千万元种子轮融资,由啟赋资本领投。但这一事件的分析价值不在于金额,而在于它呈现了军工背景团队在早期融资阶段的市场信号。 啟赋资本是一家专注于早期投资的市场化机构,其领投决策的依据可以从先途起源的公开信息中推断。公司的核心定位是“具身智能任务执行专家”,团队脱胎于国防科技大学机器人实验室,长期参与国防装备研制,策略是将“军工级的品质标准与技术积累‘军转民’”。这一背景在早期投资中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够带来军品订单——种子轮阶段谈订单为时过早——而在于它为团队的技术能力和工程文化提供了一种可验证的背书。军工装备研制训练所内化的系统工程方法、对可靠性的执念、对故障归零的纪律,在足式机器人这一可靠性问题尤为突出的产品类别中,构成了一种区别于纯学术背景或纯商业背景创业团队的差异化基础。 啟赋资本的投资决策,也可以从赛道选择的合理性来理解。先途起源聚焦的两个方向——特种作业与高危环境的四足机器人、工业场景的移动操作机器人(优先电力场景)——都具有“故障后果不可接受”的特征。在这些场景中,客户对可靠性的支付意愿高于一般工业场景,而军工背景团队在可靠性工程上的积累具有直接的商业价值。这一逻辑与前述理工华汇的“特种赛道落地性强、需求稳定”的判断是一致的。 但种子轮融资的信号意义需要审慎解读。数千万元的规模在当前具身智能融资狂飙的语境中并不显眼,它反映的是早期阶段资本对军工背景团队的认可,而非对这一赛道整体前景的押注。先途起源距离后续轮次的估值跃升,还需要在2026至2027年的产品交付和客户验证中证明其工程能力能够转化为商业成果。 2、军工背景在商业尽调中的估值逻辑 军工背景在商业尽调中的估值逻辑,与纯商业背景团队存在几个层面的结构性差异。这些差异既构成优势,也构成约束。 优势层面的第一点是技术可信度的可验证性。军工装备研制有一套完整的评审和验证体系,参与过军品研制的团队,其技术能力有可追溯的记录。尽调方可以通过公开的军品配套经历、项目验收记录和用户反馈来评估团队的实际水平,而非仅凭演示效果和论文发表来判断。这一可验证性降低了早期投资中的信息不对称。 第二点是质量体系的现成性。民参军企业需要建立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而军工背景团队对这一体系的要求有内化的理解。先途起源将“覆盖全流程的严苛验证与质量追溯”作为核心能力来表述,说明团队已经将这套方法视为产品定义的一部分,而非需要额外获取的资质。对于投资方而言,这意味着企业在进入对可靠性要求高的商业场景(电力、应急救援)时,不需要从零构建质量体系,其产品成熟度的爬坡周期可能短于纯商业团队。 第三点是场景选择的纪律性。军工装备研制训练强调“需求驱动”而非“能力驱动”:装备的设计依据是任务剖面和作战需求,而非技术的可能性。这一思维方式在产品定义阶段的体现是:团队倾向于选择那些任务边界清晰、客户付费意愿明确的场景(如电力巡检、应急救援),而非追逐通用性最强但商业逻辑模糊的方向。先途起源将电力场景作为优先切入点,其逻辑正是“环境封闭性强、安全要求极高、任务流程成熟、客户付费能力与意愿明确”。这一场景选择策略在早期投资中具有吸引力,因为它降低了“技术很好但找不到客户”的风险。 约束层面的核心问题是军品业务的可扩展性与商业估值模型的冲突。军工背景团队的比较优势集中在特种作业和高危环境,这些场景的市场规模虽然足以支撑一家中型企业,但难以支撑头部企业所追求的百亿级估值。投资方如果按照“平台型公司”的估值逻辑来评估军工背景团队,会发现其目标市场的天花板限制了增长空间。先途起源的“双赛道”策略——特种四足加电力操作——部分回应了这一约束:电力场景的规模远大于特种作业,且与军事后勤保障场景存在能力重叠,为后续向更广泛工业场景的扩展保留了接口。但这一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团队能否在保持军工品质标准的同时,将产品的成本结构压缩到电力客户可接受的区间。军工品质通常意味着更高的物料成本和更长的验证周期,而电力客户的采购决策虽然重视可靠性,但同样受制于预算约束。 估值逻辑的另一个约束来自退出路径的不确定性。市场化投资机构的退出依赖于IPO或并购,而军工背景企业的上市路径可能面临额外的合规审查——军品业务的保密要求与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义务之间存在张力。这一张力在科创板对“硬科技”企业的包容性框架下并非不可调和,但它确实增加了退出时间表的不确定性。啟赋资本作为早期投资机构,其基金周期通常足以覆盖这一不确定性,但对于后续轮次的财务投资方而言,退出路径的清晰度将直接影响其估值定价。 综合来看,军工背景在人形机器人投融资格局中的位置,可以概括为“细分赛道的可信度溢价与平台叙事的估值折价并存”。在特种作业和高危场景中,军工背景提供的是可验证的技术能力和质量体系,支撑的是细分市场的合理估值。但在追逐头部地位的资本竞赛中,军工背景并不构成决定性优势,因为头部企业的估值基础是通用场景的规模化潜力和数据飞轮的想象空间,而非特定场景的可靠性溢价。先途起源的种子轮融资是一个积极的信号,但它所代表的路径——以军工品质为矛,切入可靠性敏感的细分市场——能否在2027至2028年的规模交付中证明其商业可持续性,将决定这一估值逻辑能否被更广泛的资本市场接受。对于关注军民融合方向的投资者而言,更值得关注的不是单一企业的估值涨跌,而是这一赛道中是否会出现一批在特种作业、应急救援、电力运维、军事保障等“故障后果不可接受”的场景中建立稳定收入的企业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将是军民融合在人形机器人投融资领域从概念走向实质的标志。 二、军民融合特色投融资模式 军民融合在人形机器人投融资领域的体现,在2026年尚不是一个已经成型的独立模式,而是一种正在从多个方向汇聚的制度合力。国家产业基金的首次入局、地方国资从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的转型、军工央企产业资本的战略持股,以及民参军企业长期面临的研发补偿与融资增信问题,各自遵循不同的逻辑,但在人形机器人这一技术载体上产生了交汇。理解这一交汇的实际形态,需要区分哪些是已经发生的资本动作,哪些是尚在论证中的制度设计,以及二者之间的距离有多远。 (一)国资产业基金的牵引作用 1、国家大基金三期在具身智能领域的首笔布局 2026年3月,银河通用完成二十五亿元新一轮融资,国家人工智能产业投资基金出现在投资方名单中。这是国家大基金三期首次在具身智能赛道出手。在此之前,国家大基金一二期的投资版图集中在集成电路制造、设备、材料和设计环节,三期则加大对人工智能算力芯片和高端存储的扶持力度。具身智能作为一个以整机和应用为核心的赛道,出现在这支基金的被投名单中,本身就是一个值得解读的信号。 银河通用方面对这一信号的解读是“战略定性”:具身智能不再只是技术前沿的探索方向,而是被纳入国家人工智能产业体系中的关键基础能力,从“概念验证”走向“国家级生产力工具”。这一表述的修辞色彩较浓,但其指向的事实是明确的:国家产业基金的投资决策不以短期财务回报为首要考量,其进入某一赛道意味着该赛道在产业政策优先级序列中的位置上移。对于后续的地方国资和市场化资本而言,国家大基金的出手降低了它们在尽调中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银河通用获得首笔投资的原因,可以从其公开披露的三个维度来理解:技术路线上以“银河星脑”为核心的端到端具身大模型体系,打通大脑、小脑和神经控制全链路;数据能力上以“银河星坊”构建百亿级虚实融合数据基础设施;产业落地上机器人在电池工厂、汽车制造、零售和智慧药房场景中已实现常态化作业,累计订单达数千台。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一个“技术—数据—商业”的闭环叙事,而这正是国家产业基金在选择标的时最看重的底层确定性。 从军民融合的角度审视这一投资,其直接关联并不显著。银河通用的业务布局集中在工业制造和商业零售,公开信息中未涉及其产品进入军事或国防相关场景。但这一投资的间接意义在于:它确立了具身智能整机企业在国家产业资本配置中的合法地位。当后续军工背景的整机企业或军民两用部组件企业寻求国资背景基金的投入时,国家大基金对赛道本身的“定性”为其提供了一个可援引的先例。赛道门槛的降低,对军民融合方向的融资具有铺垫作用。 2、地方国资从土地财政向股权财政转型中的机器人赛道配置 地方国资在2026年一季度对具身智能领域的投资规模超过了二千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三十五,人形机器人是重点流向之一。这一投资的宏观背景是土地财政收入的结构性下行,以及地方政府对产业培育和税收来源的重新寻找。但股权财政替代土地财政的难度,在地方国资的实践中已经以具体案例的形式暴露出来。 以2025年数据为例,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约四万一千五百一十八亿元,而地方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为四千六百四十四亿元,后者仅相当于前者的约百分之十一点二。即便在最宽口径的统计下,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也只能填补土地收入下降的一小部分。更关键的是,股权投资的执行门槛远高于土地出让:有钱可投、投得准、退得出,三个环节各有限制。中西部地区的多数地方政府自身财政紧张,可用于专业化投资的余裕有限;投资决策对招商团队的专业判断能力要求极高;股权投资的退出周期通常为五至七年,如果企业未能上市且无并购对手方,退出通道极为狭窄。 合肥模式被广泛引用,但其成功条件难以复制。合肥的成功依赖于相对扎实的产业基础、作为省会城市对全省资源的吸纳能力、较强的财政实力以及领导层的决策执行力。江西宜春引进哪吒汽车的案例提供了一个反面的参照:这个没有汽车产业基础的城市投入近二十亿元收购约百分之十二点一八的股权,并代建工厂、提供十年免租等优惠,广西南宁和浙江桐乡随后以类似方式跟进,三地国资累计投入超过八十亿元。然而哪吒母公司2021至2023年累计亏损一百八十三亿元,2025年下半年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大部分投资难以收回。 这一对照对人形机器人赛道的启示是审慎的。地方国资在配置机器人赛道时,面临一个两难:头部企业稀缺,争取其落地需要付出较高的股权和资源代价;而早期项目的失败率极高,盲目跟投可能重演宜春的教训。成都国资以未来产业基金参与银河通用融资,同时配套本地子公司设立和场景开放,其逻辑接近合肥模式的精简化版本:以股权投资换取产业落地,但将投资标的限定在已经获得国家产业基金背书的头部企业,以降低判断风险。这一策略的合理性在于,它承认了地方国资在早期项目判断上的能力局限,转而依赖更高层级的资本信号来筛选标的。 对于军民融合方向的人形机器人企业而言,地方国资的配置逻辑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切入点。地方国资在评估项目时,除了财务回报,还关注产业落地带来的就业、税收和产业链集聚。如果一家企业能够同时证明其民用市场的增长潜力和军民两用场景的落地能力,其在地方国资眼中的吸引力可能高于纯商业企业。军工背景团队在特种作业和电力场景中的布局,如果能够与地方政府的产业规划(如应急产业基地、电力装备集群)形成对应,可能在地方国资的配置中获得额外的加分。 (二)军工央企与产业资本的联合投资 1、中国石化、中信集团等央企在银河通用案例中的角色 银河通用本轮融资中,中国石化和中信集团投资控股的参与,其逻辑与纯财务投资存在区别。两家央企的产业属性决定了它们在评估标的时,除了估值增长,还会考虑业务协同的可能性。 中国石化的场景资源——加油站网络、仓储物流体系、化工装置巡检需求——为人形机器人的工业应用提供了潜在的部署场景。这一协同的可行性在于:加油站和化工装置的巡检与操作任务,在环境特征(易燃易爆、需要防爆设计、操作流程标准化)上与前述电池高压工序和电力巡检场景存在交集。银河通用的机器人在电池工厂中积累的物料分拣和上下料经验,经过适应性调整后可以迁移到化工场景的类似工序中。央企产业资本的进入,实质上是将场景入口作为投资对价的一部分:企业获得资金和场景,央企获得股权和优先部署权。 中信集团投资控股的参与则更为多元。中信横跨金融与实业,其投资动机可能同时包含财务回报、产业协同和金融服务延伸。在金融服务层面,中信旗下的银行和信托可以为被投企业提供后续的债权融资、供应链金融和设备租赁服务,形成“股权加债权”的综合金融支持。这一模式对于尚未实现稳定盈利的人形机器人企业具有实际价值:股权融资的规模有限且稀释控制权,债权融资需要信用背书,而央企背景的金融机构在评估被投企业时,可以将股东的产业判断纳入信用考量。 从军民融合的视角看,这两家央企的参与尚未直接涉及国防业务。但其投资模式——产业资本以场景和供应链资源换取股权——为军工央企的投资平台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框架。军工央企同样拥有独特的场景资源(军事基地的保障需求、装备维护的作业环境)和供应链关系,其投资逻辑可以沿着“以场景换股权、以供应链换协同”的路径展开,而非单纯的财务投资。 2、军工集团下属投资平台对民参军企业的战略持股 军工集团下属投资平台对民参军企业的战略持股,在公开信息中尚缺乏人形机器人领域的直接案例。但军工集团投资平台的运作模式可以从相邻领域的实践中推断。 以中国兵装集团全资子公司南方资产为例,其定位是兵装集团的产业资本投资与运营平台,围绕集团主责主业,在特种装备、汽车、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光电信息等产业链开展战略投资和资本运作,参控股企业四十多家。南方资产在多个科创板上市公司的战略配售中扮演角色,其运作逻辑是通过战略持股推动被投企业与兵装集团所属单位的技术合作和供应链对接。在与某电子测量仪器企业的合作备忘录中,南方资产承诺推动兵装集团及所属单位与该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力争未来三年采购额不低于每年五千万元,并协调兵器装备研究所等单位为该企业的产品在特种装备领域的应用提供需求对接。 这一模式的要素可以分解为:股权投资作为关系纽带,供应链采购作为实质业务,技术合作为长期方向。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投资后等待订单),而是并行的(投资的同时推动采购和技术对接)。对于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民参军企业而言,军工集团投资平台的战略持股可能遵循同一逻辑:投资平台以较低比例的股权进入,换取被投企业与军工集团整机研制单位或部组件采购部门的技术对接机会;被投企业获得军工集团的信用背书和潜在的采购通道,但其产品仍需通过军品质量体系认证和竞争性采购程序。 这一模式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应用面临一个特殊约束:军工集团自身正在整机层面布局(如兵器工业集团的伏羲机器人、兵器装备集团的创新中心),其投资平台对商业人形机器人企业的战略持股,可能与集团内部的整机研制形成潜在竞争。投资平台需要在“扶持供应链”和“保护内部整机”之间划清边界。一个可能的区分是:投资平台的战略持股瞄准的是部组件和软件层面的民参军企业(关节模组、传感器、运动控制算法、数据标注服务),而非整机层面的直接竞争者。这一区分与前述“小核心、大协作”的产业组织逻辑是一致的:军工集团控制整机集成和系统总体,将通用性强的部组件和软件环节向民参军企业开放,投资平台在这一开放过程中充当信任建立和关系维护的媒介。 (三)军民融合专项基金与风险补偿机制 1、民参军企业的军品研发投入补偿政策 民参军企业在军品研发上的投入,面临一个结构性的回报不对称:研发成果的受益方是军方(装备能力的提升),但研发成本的承担方是企业。如果企业无法通过后续的军品订单收回研发投入,其参与国防业务的商业合理性便受到侵蚀。这一问题在学术界和产业界早有讨论,民企参军独立研发补偿的研究在2017年前后已有系统性的论述。但在人形机器人这一新兴领域,补偿机制的具体形态尚不清晰。 地方层面的政策探索提供了一个可参照的框架。日照市在2026年的一份政策建议中提出:完善税收优惠与财政补贴政策,对参与军民融合的民企给予研发费用加计扣除、设备采购补贴等支持;建立军民融合专项基金,重点扶持装备制造、维修保障等关键领域。这些措施的性质是普惠性的产业政策,而非针对特定项目的补偿。其优势在于执行成本低、覆盖面广;局限在于无法精准回应“研发投入与订单回报不匹配”的核心问题。 更精准的补偿机制可能需要借鉴国防采办中的“独立研发补偿”概念。美国国防部对承包商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研发、且成果被国防部采用的情况,设有相应的补偿政策。中国在这一领域的制度设计尚不完善。对于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民参军企业而言,一个可行的过渡方案是将军民两用技术开发项目与后续采购合同挂钩:企业在军民两用技术项目下获得的研发经费,在后续军品合同中被视为已补偿部分,合同定价中相应扣减;如果项目成果未被采购,研发经费不予追回。这一设计的逻辑是:用项目经费承担早期研发风险,用采购合同兑现成果价值,二者之间的衔接避免了企业独自承担全部研发成本。 2、国防采办合同作为融资增信工具的可行性 国防采办合同作为融资增信工具,在国际实践中有成熟的先例。美国联邦采购条例中设有防务生产合同融资担保机制:承包商为履行国防合同需要运营资金时,可向金融机构申请贷款;如果金融机构认为政府担保是必要的,可通过联邦储备银行申请担保;担保机构在确认合同“对国防至关重要”、承包商具备履约能力、且无其他可行替代来源后,可授权担保。这一机制的核心是将国防合同的信用转化为企业从商业银行获得贷款的信用,使企业不必仅依赖股权融资来支撑合同履约所需的流动资金。 中国在这一方向上的制度基础尚不明确。民参军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是具体的:军品合同的付款周期通常长于商业合同,预付款比例有限,而企业为履约需要提前采购原材料、支付工时成本。如果企业的现金流无法覆盖这一时间差,即使获得了合同也可能因资金链断裂而无法交付。股权融资可以缓解这一问题,但其成本和稀释效应对于中小型民参军企业而言是显著的。 国防采办合同作为增信工具的可行性,取决于几个前提条件的满足。合同的信用需要被金融机构认可,这意味着合同本身的法律效力和付款保障需要明确。军品合同的甲方是军方采购部门,其信用等级本身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合同条款中是否包含足够明确的付款承诺和验收标准,使金融机构能够评估回款的风险和时间。供应链的透明度需要建立:金融机构需要确认企业的合同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在一个可验证的供应链中(上游供应商的配合、部组件的交付计划)。这要求企业在合同管理上具备高于当前水平的能力。制度接口需要设计:军方采购部门、金融机构和担保机构之间的信息流转和风险分担规则,需要明确的制度安排,而非依赖个案协商。 在当前的制度环境下,这一工具的可行性更可能首先在地方层面以试点形式出现,而非全国性的制度安排。一个可能的切入点是与军民融合产业园区配套的金融服务:园区管理机构与地方商业银行合作,以园区内企业的军品合同为增信依据,提供定向贷款产品;地方财政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对贷款损失按一定比例分担。这一设计的逻辑与地方国资的产业培育目标一致:用有限的财政资金撬动银行信贷,解决民参军企业的流动资金瓶颈,同时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对于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民参军企业而言,这一工具的受益程度取决于其军品合同的规模和稳定性。在军品订单尚处于试验性采购阶段的当前,合同增信的融资效果有限;但当采购从单台试验向批量部署过渡时,这一工具的价值将迅速显现。 军民融合特色投融资模式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整体格局,可以概括为“国资牵引已经发生,军工协同尚在探索,专项工具仍待设计”。国家大基金的入局和地方政府对机器人赛道的配置是已经落地的资本动作,其逻辑可以在公开信息中得到验证。军工央企投资平台对民参军企业的战略持股,在相邻领域有成熟的运作模式,但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尚无公开案例,其推进节奏取决于军工集团内部整机布局与供应链开放的平衡。研发补偿和合同增信是制度设计层面的议题,其落地需要军方采购部门、财政部门和金融机构的协同,时间尺度以年计。三者之间的时序差异意味着,在短期内,人形机器人军民融合的资本来源仍将以国资产业基金和地方国资为主,军工央企的战略持股和专项金融工具将作为补充逐步进入。这一格局的演进方向,将取决于军用人形机器人采购从试验性向规模化过渡的实际节奏,而非资本市场的单方面意愿。 三、投资策略建议 投资策略的制定,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这一赛道中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困难:技术路线尚未收敛,商业场景的优先级排序仍在变动,而军民融合的接口规则又处于制度设计的早期阶段。在这种条件下,任何试图给出精确赛道清单或估值模型的努力,都容易在实践中被证伪。更有价值的策略思考,不是预测哪家企业会赢,而是识别在不同阶段中,哪些能力具有跨路线和跨场景的持续性价值,以及哪些风险是可以通过投资组合的结构设计来分散或对冲的。以下从阶段配置、赛道选择和风险管控三个维度展开,其共同指向是:在不确定性中寻找那些不依赖于特定技术路线或特定政策节奏的“结构性锚点”。 (一)阶段配置策略 1、早期聚焦军工背景团队的技术壁垒与场景锁定能力 早期投资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核心判断,不是“技术是否先进”,而是“团队是否具备将技术转化为可交付产品的工程能力”。这一判断在军工背景团队身上具有更高的可验证性,原因不在于军工背景本身构成溢价,而在于军工装备研制训练所塑造的工作方式,恰好匹配了人形机器人从演示走向产品阶段最稀缺的能力。 先途起源的种子轮融资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观察样本。啟赋资本领投数千万元,核心团队脱胎于国防科技大学机器人实验室,董事长兼CEO拥有二十年军工装备体系与科研项目管理经历,CTO曾任机器人实验室副主任并担纲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系统总工程师。这一组合的特征是“技术带头人加项目管理骨干”:前者提供对足式机器人技术前沿的判断,后者提供将技术转化为可交付产品的系统工程方法。团队公开表述中将“覆盖全流程的严苛验证与质量追溯”作为核心能力,而非将其视为需要额外获取的资质。这种对可靠性的理解方式,在足式机器人这一故障后果尤为严重的品类中,构成了一种区别于纯学术或纯商业背景团队的差异化基础。 理工华汇的案例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这一逻辑。这家依托北京理工大学科研实力的企业,明确将“深耕军用特种赛道”作为战略重点,投资方对其的评价是“特种赛道落地性强、需求稳定,属于优质发展赛道”,并披露其“现有独家渠道订单规模破亿元”。理工华汇的产品落地军用特种、巡检检测等领域,其技术积累包括三十余年运动控制算法和人形机器人全链条核心技术。这一案例的启示不在于“军工背景一定更好”,而在于:在特种作业、应急救援、高危环境等“故障后果不可接受”的场景中,军工背景团队对可靠性工程的理解和场景选择的纪律性,降低了早期投资中“技术很好但找不到客户”或“产品演示很好但现场频繁失效”的风险。 早期配置的另一个关注点是场景锁定能力。军工背景团队在场景选择上往往表现出一种务实的克制:不追求通用性最强的方向,而是选择任务边界清晰、客户付费意愿明确的细分场景。先途起源将电力场景作为工业移动操作机器人的优先切入点,其逻辑是“环境封闭性强、安全要求极高、任务流程成熟、客户付费能力与意愿明确”。这一场景选择策略在早期投资中的价值在于,它使得企业能够在较短的周期内获得可验证的收入和运行数据,而非在通用场景中与资金更充裕的头部企业正面竞争。 2、成长期关注民参军资质的获取进度与军方订单转化率 成长期投资的关注点从“团队能不能做出来”转向“产品能不能卖出去”,在军民融合的语境中,这一转向具体化为两个可跟踪的指标:资质的获取进度和军方订单的转化率。 资质的获取进度之所以成为成长期的关键指标,是因为军工四证的获取具有明确的时序约束和周期成本。根据公开信息,国军标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是其他资质的前提,保密资格认证的现场审查一般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完成、批准一般在六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装备承制单位资格审查需要向军队受理点提交申请并经预审查、现场审查、整改验证等环节。常规流程的周期在六至八个月,即便采用预审并行机制也需要约四个月。这意味着,一家企业在成长期如果尚未启动资质申请,其距离实际承接军品订单的时间窗口至少需要以年计。投资方需要关注的不是“企业声称正在办理”,而是保密资格是否已获批、国军标体系是否已通过现场审核、装备承制资格是否已列入名录。这些节点的实际进展,比任何技术指标或订单意向都更能说明企业在国防业务上的真实推进程度。 军方订单的转化率则需要区分不同性质的合同。路透社基于军方采购文件的分析显示,2025年5月解放军发布招标公告采购一台人形机器人及配套安装和技术培训服务,2026年6月为一套数据采集与标注系统编列约三十万美元预算。这些采购的规模本身很小,但其性质是“需求生成”而非“批量列装”:单台采购用于了解产品、生成需求,数据采集系统用于构建军事场景的数据基础。对于投资方而言,成长期企业获得的军方合同如果是这一类型的试验性采购,其信号价值在于“进入了军方的视野”,而非“获得了可持续的收入”。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合同是否从试验性向重复性过渡:同一客户是否追加采购,采购标的是否从单台扩展到多台或系统,合同金额是否呈现量级上的提升。理工华汇披露的“独家渠道订单规模破亿元”属于渠道层面的信息,其转化为军方直接订单的比例和节奏,需要更具体的采购记录来验证。 成长期配置的另一个判断维度是民用收入与军用收入的配比。军工背景团队在早期以特种作业和电力场景的民用收入支撑现金流,同时以军民两用技术项目或试验性采购接触军方需求。这一结构的合理性在于:民用收入提供了企业生存和产品迭代的资金基础,而军方接触提供了技术方向验证和未来订单的期权。投资方需要警惕的是两种极端:完全依赖军方意向而缺乏民用收入的“悬空型”企业,以及民用业务繁忙而军方接触停留在纸面的“标签型”企业。健康的成长期状态是民用收入稳定增长、军方接触有实质性进展(资质获取或合同签订),二者之间的节奏匹配而非相互挤压。 (二)赛道选择策略 1、优先关注已进入军方采购视野的技术方向 军方采购视野的形成,不是通过产业预测或技术推演,而是通过实际的采购公告、预算安排和评估活动来体现的。跟踪这些公开信号,比猜测“军方可能需要什么”更为可靠。 (1)数据采集与标注系统 数据采集与标注系统是当前军方对人形机器人领域投入最为明确、信号最为清晰的方向。路透社基于军方采购文件的分析指出,2026年6月解放军为一套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与标注系统编列约三十万美元预算,用于采集和标注摄像头、雷达及运动数据,包括机器人可通行地形的信息。国防研究学者的解读是,这些系统是人形机器人走出受控演示环境的关键,表明军方的关注正从机器人本体延伸至感知、操作和训练系统。 这一方向的产业含义,需要放在前述数据基础设施章节的框架中理解。人形机器人的具身智能模型高度依赖真实世界交互数据,而军事场景的特殊性——地形条件、电磁环境、任务类型——意味着仅靠民用数据训练的模型无法直接适用。军方单独编列数据采集预算,说明其认识到民用训练场的数据虽然在规模和多样性上具有优势,但在军事场景的覆盖上存在结构性缺口。填补这一缺口的成本(三十万美元)相对于从零研制一套军用机器人系统的投入而言极低,这是一种“以小博大”的策略:用有限投入建立数据基础设施,为后续的模型开发和能力迭代奠定基础,而非在技术路线尚未明朗时投入巨资进行整机研制。 对于投资方而言,这一方向的标的范围包括:数据采集硬件(传感器、动作捕捉设备、数据记录模块)、标注工具链和质量管理软件、以及能够为军方提供数据采集服务或联合采集方案的企业。这些标的的技术门槛低于整机,商业模式的清晰度更高(服务收入或软件许可),且其产出不依赖于人形机器人整机是否被军方批量采购。即使整机采购的节奏慢于预期,数据基础设施的建设仍会先行推进。 (2)远程操控与半自主作战平台 远程操控与半自主作战平台是第二个具有明确军方采购信号的赛道。中国兵器工业集团伏羲机器人的“身外化身”遥操作系统被描述为国内首个面向九十公斤级全尺寸人形机器人的自主可控遥操作方案,突破人体动作实时重映射及同构遥操作技术,建立“人员远端操控、机器人现场作业”的人机协同模式。伏羲机器人的功能定位明确指向哨戒、全天候侦察、智能巡逻和危险区域替代作业,多台机器人可编队协同。 这一方向的投资逻辑,不在于“全自主人形机器人”的远期叙事,而在于遥操作和半自主模式在当前技术成熟度下的务实性。全自主方案在感知可靠性、决策能力和伦理法律边界上均不成熟,而遥操作模式在保留人类控制权的前提下,实现了危险环境的人员替代。其技术基础——动作重映射、力反馈、低延迟通信——在民用遥操作领域已有相当积累,军事化改型的主要挑战在于通信链路的抗干扰和安全性。投资标的可以包括:遥操作系统的核心组件(动作捕捉、力反馈设备、低延迟通信模块)、面向特定任务(排爆、核设施运维、高危巡检)的远程操作平台集成商、以及为遥操作提供感知增强(第一人称视角的稳定、增强现实叠加)的软件方案。 这一赛道的风险在于通信链路脆弱性的固有约束。在强电磁对抗环境中,遥控模式的可靠性是单点故障。投资方需要关注标的在通信架构上是否具备冗余设计或降级策略,而非仅关注操作精度和延迟指标。 2、军民两用部组件的国产替代机会 部组件层面的国产替代,是军民融合在人形机器人产业链中最为具体、也最可验证的投资方向。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人形机器人核心零部件整体国产化率已突破百分之七十五。这一比例在不同品类之间并不均衡,而不均衡本身即构成了投资机会的分布图。 国产化率较高、替代空间收窄的品类包括谐波减速器、无框力矩电机和关节模组。绿的谐波在国内已采用谐波减速器的人形机器人中市占率从2025年的约百分之七十跃升至百分之八十至九十,来福谐波的上半年出货量同比增长百分之一百一十二。这些品类的投资逻辑已经从“替代”转向“份额集中和产能消化”,投资标的的选择需要关注客户结构的质量和产能利用率的可持续性,而非单纯的国产化率提升。 国产化率仍有提升空间、且军用需求明确的品类,是投资的重点方向。高精度力矩传感器和触觉反馈阵列被公开信息列为“仍长期依赖进口”的短板。力觉传感器在军用场景中的对应需求集中在操作任务中的力控精度:排爆中的线缆剪接需要感知毫米级的力变化,装备维护中的连接器插拔需要区分“到位”与“过力”。触觉传感器在灵巧操作和精细装配中的作用同样关键。蓝点触控的六维力传感器国内市占率突破百分之七十,关节力传感器市占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五,核心团队源自航天科技领域,将航天级高可靠性标准引入民用制造,精度提升至百分之零点一满量程。这一案例说明,具备航天或军工技术背景的传感器团队,在军民两用市场中的竞争力不仅来自价格,更来自其产品在极端条件下的可靠性记录。 投资方在这一方向上的策略,可以沿着“技术来源的军工属性”和“验证场景的严苛程度”两个维度来筛选标的。技术来源具有军工或航天背景的团队,其产品在设计阶段就考虑了环境适应性和长期稳定性,进入军用改型的转换成本较低。验证场景越严苛(如已经进入电力、化工、应急救援等高危场景),其产品的可靠性数据越具有说服力,也越可能被军方采购部门采信。 (三)风险管控要点 1、技术路线收敛前的分散风险 人形机器人技术路线的不确定性,在2026年依然显著。双足与轮式的争论尚未完全平息,视觉语言动作模型的分层与端到端架构之争仍在进行,灵巧手的自由度和触觉方案的选择没有定论。投资方如果在这一阶段集中押注某一技术路线,其风险不在于“选错方向”,而在于“选对方向的企业未必是最终赢家”——技术路线的收敛往往伴随着大量早期领先者的出局。 分散策略的具体形式,不是简单地增加被投企业数量,而是在投资组合中配置那些不依赖于特定路线选择的企业。部组件供应商是天然的分散标的:无论整机采用双足还是轮式、分层还是端到端,关节模组、传感器、减速器的需求都存在。数据服务和训练场运营同样具有路线中立性:无论模型架构如何演进,真实世界数据的采集和标注需求不会消失。在整机层面,分散策略的合理形式是配置多家在不同形态或场景中建立优势的企业,而非在“双足派”或“轮式派”中选边。银河通用从轮式向双足延伸、智元同时布局轮式和双足产品,反映的正是头部企业自身也在通过产品谱系的扩展来对冲路线风险。 2、军民两用企业的合规与保密风险 军民两用企业的合规风险,在人形机器人领域具有一种特殊的形态:企业的民用业务(尤其是海外业务)与国防业务之间的隔离要求,可能构成商业上的实质性约束。宇树在2022年曾与波士顿动力等企业共同签署公开信,承诺不将产品武器化并审查客户用途,但其四足机器人此后出现在军事演习和阅兵场景中,公司声明“所有军事化改装均由第三方完成”。这一案例说明,民用企业的产品在客观上进入军事使用场景,与企业主动参与国防业务之间存在一条需要谨慎管理的边界。投资方在评估军民两用企业时,需要关注其是否建立了清晰的客户审查和用途限制机制,以及这些机制是否足以应对海外市场的合规审查和舆论压力。 保密风险则涉及企业运营的多个层面。军品业务的保密要求与商业企业的信息披露习惯之间存在张力,尤其是对于有上市规划的企业。军品合同的涉密内容不能出现在招股说明书和定期报告中,而投资者关系管理又要求企业披露重大合同和收入构成。这一张力的管理需要在企业治理层面提前设计,而非在上市申报阶段临时应对。投资方在尽调中应关注企业是否已建立涉密业务与公开披露之间的隔离机制,以及其信息披露政策是否与军品合同的保密要求兼容。 3、军方订单节奏不确定性对现金流的影响 军方订单节奏的不确定性,是人形机器人领域军民融合投资中最难以量化的风险。试验性采购(单台设备、数据采集系统)的金额小、频次低,不足以支撑企业的现金流;批量采购的启动时间取决于技术成熟度、战术开发和预算周期的多重因素,其节奏不以企业的意愿为转移。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分析人士的判断是人形机器人目前尚不具备战场实用性,可能在未来五至十年内实现。这一时间框架意味着,在可预见的未来数年内,军品收入在多数企业总收入中的占比将保持在较低水平。 投资方对这一风险的管控,核心策略是确保被投企业的现金流不依赖于军方订单的假设。企业的民用收入基础、融资节奏和现金储备,应当能够在军方订单延迟或规模低于预期的情况下维持运营。对于军工背景的初创企业,其特种作业和电力场景的民用收入是现金流的基础,军方业务是增长期权而非生存前提。投资协议中的对赌条款和估值调整机制,如果将军方订单作为核心假设,可能在订单延迟时引发不必要的纠纷。更合理的做法是将军方订单的进展作为后续轮次估值调整的参考因素,而非当期估值的决定性变量。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人形机器人军民融合的投资策略,其有效性取决于一个基本的判断:这一领域的军民融合是技术演进的自然结果,而非政策推动的人为安排。民用产业在成本、迭代速度和供应链成熟度上的优势,客观上构成了国防应用的产业基础;国防场景对可靠性和极端条件的要求,客观上为民用技术提供了验证和升级的牵引。投资策略的核心,不是押注政策的力度或节奏,而是识别那些在这一自然演进过程中占据结构性位置的企业:它们的技术能力在两个市场中都具有价值,它们的商业模式不依赖于单一市场的政策变量,它们的团队具备在不确定环境中持续交付的工程纪律。这样的企业数量不会很多,但它们的出现和成长,将是军民融合从叙事走向实质的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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